但是，為什麼克魯格曼認為債權國拋售美債是好事呢？因為他似乎覺得債權國，尤其是中國在危機高峰時未拋，已經失去了脅迫美國的機會，現在更不敢拋。經濟學家都自詡自己的理論基於理性判斷，但在理性判斷向非理性判斷的過度上，看來克魯格曼也同常人一樣不能免俗。其實，克魯格曼是用無法解釋的理性和非理性來偷換現實的“風險”，為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轉向提供支撐。
不消說，美國政府確實開始向貿易戰的思路傾斜，這就有可能錯誤地降低對“風險”的評估。美國經濟最困難的階段暫時已經過去，奧巴馬政府認為可以騰出手來對付債權國拋美債的殺手鐧。其舉措無非下列幾種：一是提高稅收，二是削減開支，三是用通貨膨脹拉動消費和就業，最後是與西方同盟國合作，特別是同歐盟和日本合作，通過種種央行之間的換匯或共同市場干預的手段來抵消其影響。
顯然，前三個選擇政治上不可行，但第四個選擇則不能不引起我們的特別關注。近來美國頻頻同盟國協調貿易政策，大談中國責任論，用北大西洋盟國的傳統框架來加強對華政策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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