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
中評社北京5月14日電／從北京到上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旋風式的中國之行讓不少人充滿期待，希望大師一如既往地發揮預言家本領，預測世界經濟的未來，更希望他能把脈中國經濟給國人以高屋建瓴般的啟發。
但讓很多人失望的是，克魯格曼的演講並沒有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多少建議，而是以學者的口吻指出中國經濟的種種不是，甚至一度把經濟危機的根源都歸咎到了中國龐大的貿易順差之上，這引發了與多位在場中國學者的激辯。
事實上，在美國本土，就連白宮都小心地避免激起克魯格曼的怒火，即便來到中國上海交通大學有56年歷史的文治堂，面對座無虛席的聽眾和雷鳴般的掌聲，這位大師顯然也不想改變風格，既沒有“客隨主便”，也不屑於只講講“儂好，阿拉愛上海”式的客套話。
習慣了二元思維的中國聽眾第一次遭遇了某種尷尬。
預熱：超主權貨幣之爭
其實早在今年3月，中國人已經領教了一番克魯格曼愛凑熱鬧的個性。
據第一財經日報（CBN）報道，G20倫敦峰會之前，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發表於央行網站的署名文章中提議：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鈎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他在文中特別指出，應考慮充分發揮SDR（特別提款權）的作用。
用新的儲備貨幣來替代美元，這樣的提議勢必動了美元的“奶酪”。不久，克魯格曼就言辭激烈地寫了一篇名為《中國的美元之困》的文章表示反駁。
他認為周小川之所以提出這個超主權貨幣資金，剛好承認了中國自己最大的短處與痛處。中國與去年相比，出口猛跌了26%，並且對在美購置的債券安全極度焦慮，所以中國才提出這個不切實際的提議，充分暴露了中國最大的短處，這個提議也讓世界尤其是美國很不安。
歸納起來，克魯格曼的觀點是，中國目前已陷入到一個兩難困局中難以自拔：如果設立新儲備貨幣，必會引起美元狂跌，而中國在美元資產最多，當然受損也會最大了；如果不設立，目前中國已變成了“美國財政部債券共和國”，債券回報率接近於零，等於白給美國人作貢獻，也挺冤的。
周小川認為中國的高儲蓄率是不容置疑的，那是中國幾千年傳統的節約習慣，是美德。對此，克魯格曼也進行了挖苦。他的這些言論激怒了中國民間不少學者，不久這次論戰就拉扯進了更多的口水。
第一戰：貿易盈餘與人民幣匯率
可能隔空作戰不夠過癮。在12日來上海交通大學演講時，儘管克魯格曼自稱對中國經濟不是很了解，但在題為《新格局下的中美經濟未來》演講中，他拋出了他認為中國要面對的三個重要問題。一是中國的貿易盈餘問題，他說：“如果兩年之後，美國和歐元區的失業率仍然很高，而中國繼續保持大量的世界貿易盈餘，就會被視作麻煩的製造者。”
然後，克魯格曼還語出驚人地把中國大規模的貿易順差解釋為是中國操縱匯率的結果：“美國國會每年會審視一下中國的貨幣，財政部會匯報一下是否每個國家在操縱貨幣，每年的審議中，答案都是中國沒有操縱貨幣，但所有人都知道這不是一個誠實的評估，這是避免衝突才作出這樣的決定。”他講得十分肯定，但自己也沒有提出論據。
彼時，台下包括CBN記者在內數以千計的聽眾頓時感到一種不可言狀的氣氛：大師的演講確實尖銳。
克魯格曼的這個觀點馬上激起在場中國學者的反駁。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回應說，貿易盈餘問題怎麼解決？中美之間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問題。對於中國來說，我們很清楚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是我們長期的方針。但美國也要看到，當中國這個大國經濟體以內需為主的時候，長期依靠進口貿易赤字維持增長的美國，或者說70%主要為消費GDP的美國，它的增長速度可能會受影響。
而讓夏斌表示不解的是，“為什麼美國主流經濟學家老是引導我們討論中美貿易匯率的問題？”針對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到底根源是什麼？夏斌認為是美國對這場全球化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判斷失誤，拼命地擴大信用。導致危機的客觀制度基礎，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有問題，“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為什麼不在這方面引導世界的知識界去研究去改組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夏斌這樣質問。
在北京演講時，克魯格曼再次重複說：“如果要描述中國的盈餘是一個市場化的結果的話，就太有想象力了。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並且保持一個相對弱幣的地位，這是中國貨幣政策的結果。”
而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反駁：“世界各國中，有些實行自己的貨幣不可兌換，有些決定不開放自己的資本市場。克魯格曼先生如果認為凡是選擇實行自己的貨幣不可兌換的就是操縱匯率，那麼中國和全世界很多國家就注定要永遠操縱匯率下去了。”
儘管雙方措辭都有點激烈，不過克魯格曼對於中國學者的質疑聽得十分認真，不停地用手中的筆在紙上記錄要點，並不時地思考怎麼去化解和還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