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會議記錄等。
但會議記錄有時也需要鑒別。文革初期，周總理多次會見紅衛兵，有的時候談話臨時進行，中央來不及派出記錄員，只能後期收集紅衛兵自己印發的記錄稿。
如1967年1月6日，清華大學紅衛兵謊稱劉少奇的女兒發生車禍，騙鬥王光美。周總理在與七機部造反派的兩派代表座談時，批評了這一做法：“這個動作確實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揪到清華批鬥，這是一場什麼戲呀，是惡作劇嘛！這是不正常的，共產黨不這樣。”
文獻研究室的檔案中沒有收錄這一談話，但安建設在七機部紅衛兵1月7日到8日的記錄稿里找到了。他核對了周恩來的工作台歷，證實確有這次接見，因此採用了這一記錄。
第三，是報刊資料，尤其是《人民日報》等權威報刊。
第四，才是當事人的回憶，包括回憶錄、訪談等。
在訪談中，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曾提供了一個檔案里沒有的情節。後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的高振普，是周晚年身邊幾乎片刻不離的工作人員。他保存著一個工作記錄本，上面簡要記錄著每天發生的事情。他將記錄本的原件給了文獻研究室。後來，上交了中央檔案館。
高振普說，周恩來病危時，給毛澤東寫過一封推薦鄧小平接任總理職務的信。當時，他就站在周恩來身邊，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安建設聽高振普說完，直覺他不可能是瞎編的。毫無疑問，這一材料非常重大。但是，檔案里遍尋不著。同時，高振普對信的具體內容和書寫時間都不太記得，旁證的找尋工作也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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