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7日電／“為國戰死，事極光榮，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21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敵人又自本區開始掃蕩，明日準備搬家了。”“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人終有死，我死您也不必過傷悲，因還有兒女得您照應。家中餘產不可分給別人，留作教養子女等用。”
以上幾段話，分別摘自抗戰名將戴安瀾、左權和吉鴻昌的家書。在烽火連天、山河淪陷的時代幕布背後，是一幅幅村舍田宅、小橋流水、母慈子孝的家庭美滿畫卷被撕碎。時間軸推回到1937年，面對叫囂著“一個月內解決中國事變”的侵略者，當時每一個中國人都面臨選擇：究竟是戀戀故土、溺於至親而甘當“順民”，還是不忘匹夫之責直至挺身而出？
嚴複曾在《孟德斯鳩法意·卷五按語》中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於是，在時代浪潮的起伏中，我們看到了不少“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的悲劇。在甲午戰爭後，竟有南方某水師以“並非北洋水師”為由向日軍索要被俘戰艦，淪為笑談，以致梁啟超評價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是“以一人敵一國”。在國民意識沉睡的年代，國與家的關係是陌生的，民族未來與個體命運的聯接是脆弱的。
僅僅四十多年後，當日本侵略者再度襲來的時候，他們面對的是怎樣的抵抗者？“國將不保，家亦焉能存在？”抗戰將領蔡炳炎家書中的一句話，說出了時代的心聲。在華夏大地上，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團結起來了。除了正面戰場的浴血奮戰，在東北，還有潛伏於地下、出沒於敵後的東北抗聯；在華北，有不甘作亡國奴，穿梭遼闊國土作出對角線遷徙的大學師生；在上海，有穿過戰地，為中國軍隊運糧送物的市民、商人、學生甚至街頭混混；在延安，有用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不斷拖垮日軍意志的根據地人民……
甲午時失魂落魄的一盤散沙，到抗戰時已凝聚起了萬里長城。侵略者面對的，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百姓，而是注入了民族精神的國民。日本史學家井上清說：“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敗於美國，而且更慘地敗給了中國。正確地說，（日本）敗給了中國人民。”
當侵略者來襲，國與家之間便不再有隔膜，相互之間的選擇亦顯得不需討論。家人之愛固然值得留戀，但當國之不存，家又焉附？今日重讀抗戰中的家書，回眸戰火中的溫情，舍小家為國家的抉擇固然有撕裂人心的痛楚，但誰又能指摘先輩們的選擇不夠“理性”和“划算”？時光倒轉，當他們再一次面臨抉擇時，難道還會選擇另一選項？毋寧說，正是危難時一個個小家的破碎與犧牲，換來了國家的站立與挺拔；而國家的和平與繁榮，才讓一個個小家美好而溫馨。
硝煙已經散去，一場給中華民族帶來深深創痛的劫難，究竟在民族的靈魂深處留下了怎樣的烙印？1956年，毛澤東在與訪華的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抗戰之後，中國人民明白了：國與家原本便是緊密相連，民族危亡之際，沒有置身事外的看客。經此浩劫，人心非但沒有散漫，反而更加團結；民族的脊梁非但沒有被打斷，反而更加挺拔。
我們傾聽歷史深處的回響，也眼望國家未來的方向。中國在復興之路上的前行，需要眾志成城的國民，需要乘風破浪的決心，需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魂。
（來源：新華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