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美國把《美日安保條約》與中國領土釣魚島掛鉤，是以雙邊同盟條約損害第三方利益的國際違法行為。雖然《美日安保條約》本身不違反國際法，但是若對該條約的解釋和對條約義務的履行對第三方利益構成威脅或傷害，就違反了國際法。美國反復宣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是侵犯中國領土主權並加劇中日釣魚島爭端的國際違法行為。
由此可見，二戰後美國為了冷戰需要，公然拋開《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原則，另立一套以它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美國構建的戰後東亞國際秩序奠基於由《舊金山和約》及《美日安保條約》等多邊和雙邊條約構成的所謂“國際法”之上，其實質是通過遏制共產主義維護其在東亞的資本主義霸權。換言之，為維護霸權地位和追求霸權利益，美國憑藉強權一方面繞開甚至踐踏對其霸權行為構成限制的國際法，另一方面創設便於其推行霸權外交的新的“國際法”。美國這個霸權邏輯在東亞表現得尤為突出。為了利用日本遏制蘇聯和新中國，美國不讓釣魚島回歸中國，並依據它炮製的《舊金山和約》中所謂“剩餘主權”的規定，不讓琉球完全脫離日本，而是先暫時由自己以聯合國託管名義單獨控制，後與日本達成《美日歸還沖繩協定》並依此把琉球連同釣魚島的管轄權交給日本，再後把《美日安保條約》與中國領土釣魚島掛鉤，以保證其卵翼下的日本對琉球和釣魚島的非法控制不受“侵犯”。概言之，為了建立和維護其東亞霸權，美國先從敵國日本手中接管二戰盟友中國的領土釣魚島，後把釣魚島主權與治權分割，對其主權歸屬“不持立場”，卻把治權“交還”給日本，再以履行對日本的盟約義務和維護東亞和平穩定為由，武力威嚇中國維護釣魚島領土主權的合法行為。
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腳的美國對中國釣魚島政策，實際上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東亞霸權戰略棋盤上的一著“妙棋”，完全服務於其維護東亞霸權的戰略目標。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在其霸權相對衰落而中國快速崛起以致中美戰略矛盾趨於激化的後金融危機時代，美國東亞霸權的維護需要它聯日制華，而美日聯手制華的最好抓手就是釣魚島爭端。美國以“亞洲再平衡”戰略為名的東亞護霸戰略，與2010年喪失亞洲經濟老大地位後的日本對華遏制戰略高度契合，這個契合點就是釣魚島爭端。換言之，美日因遏制中國這個共同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戰略需求而在釣魚島爭端上一拍即合。本來，當“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全球反恐戰爭和華爾街金融海嘯導致美國霸權相對衰落時，中日經貿關係因高度互補而更趨密切，而且中、日、韓和東盟共同建設的東亞經濟一體化勢頭強勁。2009年9月上台的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致力於“脫美入亞”和中日友好，提出了建立排除美國的“東亞共同體”和“緊密而平等的美日新關係”的外交構想。東亞國際關係的這些新變化令美國十分擔憂。為了阻止以中日聯合為核心的東亞一體化這一美國東亞霸權的噩夢成為現實並擺脫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泥淖，新上台的奧巴馬當局決定大幅調整美國全球戰略，加快戰略東移，實施“亞洲再平衡”戰略。在以美軍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迫使鳩山下台後，美國把釣魚島爭端作為離間中日的主要“抓手”，在縱容日本政治右傾化和“正常國家化”的同時，在釣魚島爭端中更加偏袒日本。這一大背景決定了中日關係以2010年9月釣魚島撞船事件為標誌開始發生轉折性變化，並在2012年9月11日日本購島鬧劇上演後陷入中日關係正常化以來最嚴重危機。圍繞釣魚島爭端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日益政治右傾化乃至軍國主義化的日本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並快速崛起的中國之間的矛盾全面激化。於是，長期作為釣魚島問題幕後黑手的美國走到前台“滅火”，擺出一副堅決維護東亞和平穩定和履行對日條約義務的姿態，要求中日雙方和平解決釣魚島爭端，警告中國不得武力改變釣魚島現狀。美國既反復強調對釣魚島主權“不持立場”，又反復宣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日本對釣魚島行政管轄的行動，甚至暗示一旦釣魚島遭到攻擊就對日本實施軍事援助。美國這一法理上具有內在矛盾的釣魚島政策，暴露了其東亞霸權戰略意圖：堅稱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卻要求雙方和平解決爭端，既可顯示美國“中立”立場的“公正性”、“和平性”，以凸顯其“世界領袖”和國際爭端“仲裁者”的獨特地位，又能讓中日在難以和平解決的釣魚島問題上長期爭鬥，從而既有利於維護其東亞霸權，又為它認為必要時武力介入爭端提供“維和”藉口；而宣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既可強化美日同盟，推進主要針對中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又可威嚇中國動武，以免出現災難性事態，從而維護其主導下的東亞安全秩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