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2015年布魯金斯學會的一篇評論指出：“槍支暴力是美國種族和不平等惡性循環的一部分，其反映了既存的社會不公，也使年輕黑人，尤其是年輕黑人男性擺脫貧困和暴力困難重重。”
由此可見，槍支暴力也是一個貧富差距問題。一項對2015年全美48個州13060名槍支暴力死難者的研究指出：代際社會流動性提高能減少25%的槍支凶殺率。而根據2019年的一項經驗研究，在美國，基尼指數與槍支凶殺率呈正相關關係——特定縣的基尼指數值每增加 4%，槍支凶殺率就會增加約 60%。2021年的一項研究則表明：那些生活在貧困度最高的縣的美國年輕人死於槍支的風險，要比生活在貧困度最低的縣的美國年輕人高出兩倍以上。
2000－2015年間美國發生的群體性槍擊事件中，45%的槍手處於失業狀態。正因如此，當今年二月拜登總統與紐約市長、警察局長及其他官員討論如何有效治理槍支暴力時，眾議院議員賈馬爾·鮑曼直陳：“為了防止槍支暴力，我們必須解決其根源：貧困、住房和食品匱乏、收入不平等、公共服務缺失、學校和幼兒教育經費不足，以及經常出現的絕望感。”
除此以外，槍支暴力還是一個性別平等問題。據統計，美國1966年至今的群體性槍擊事件中，95.7%的槍手是男性；1982年至今的群體性槍擊事件中，男性槍手是女性槍手的四十一倍。對全美2014－2019年群體性槍擊案的分析表明：68.2%的案件中，槍手殘殺的是家庭成員或伴侶，且都有家暴史。1976－2019年間，美國平均每月有54名女性死於男性伴侶的槍下。2018年的一份調查指出：約有 450 萬美國女性曾被伴侶用槍威脅。2021年，美國白宮首次發布《實現性別公平和平等國家計劃》。該計劃坦承：“親密伴侶暴力和槍支暴力在美國是一對致命的組合，近一半的女性凶殺案受害者是被現任或前任男伴殺害，非致命性的槍支使用尤其讓女性處於危險之中。”
當然，除了是法律問題、種族問題、貧富問題和性別問題，在美國，槍支暴力還是選舉問題（考慮到“全國步槍協會”作為游說團體的巨大影響力）、政治問題（考慮到警察與非裔美國人之間的長期緊張關係）、教育問題（考慮到近一半美國人並不認為控槍是解決槍支暴力的好辦法）甚至是體制問題（考慮到美國長期被詬病為軍工復合體）。
這些問題相互交織，甚至互為表裡。譬如黑人女性被伴侶槍殺的可能性要比白人女性高兩倍——很難說性別和種族在這裡誰是標、誰是本。然而，區分標與本或許本不那麼重要，因為批評“治標不治本”指向的是要努力治本，而非放棄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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