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歷史來看，除了個別突發性事件導致意外發生之外，台灣“大選”結果確實基本上符合美國的預期。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並派航母打擊群反制中國大陸的軍演威懾，直接促成了李登輝1996年當選；2000年“大選”前幾天，美方鬆口表示“不反對陳水扁當選”，成為民進黨上台執政的臨門一腳；2008年“大選”前，美國高級官員不僅對陳水扁“入聯公投”多次明確表達反對態度，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包道格還在“大選”前一天為馬英九綠卡問題“解套”，結果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以大比分輸給了馬英九；2011年9月蔡英文赴美“面試”時，白宮官員以匿名方式對外聲稱“她讓我們明確懷疑她是否有意願和能力維持近年來區域所享有的穩定的兩岸關係”，相當於判定蔡不是美國的“意中人”，次年選舉蔡失利；在台灣2016年“大選”中，美方儘量展現“中立姿態”，在蔡英文和朱立倫分別訪美時也提供了“同等的接待規格”，但從始至終沒有對蔡英文表露不信任的傾向，蔡英文最終也如願當選。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美調整對華政策，全面開打“台灣牌”，提升美台實質關係尤其是軍事安全關係，支持蔡執政地位。與此同時，美通過民間渠道對韓國瑜陣營拋出五大“考題”，迫使韓取消選前訪美行程；藉“王立強假間諜案”等炒作韓國瑜接受大陸政治捐助、大陸“用假新聞影響台灣選舉”等，實際上表明了挺蔡棄韓的態度，最終蔡英文以高於對手近20%的得票率獲得連任。衹有2004年台灣“大選”是一個特例：陳水扁在首個任期先後拋出“一邊一國論”、“公投綁大選”等挑釁性議題，引發美國政府的不安和多次正式警告。台灣“大選”前一段時間，時任美總統布什親自對來訪的中國總理溫家寶表示：“最近從台灣傳出一些試圖改變現狀的信息，令人不安，美方不贊成。我們反對單方面試圖改變台灣現狀的做法。”⑮但由於“大選”前一天發生離奇的槍擊案，陳水扁最終以0.228%的極微優勢勝出。
由此視之，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重要目的之一在於促使“中意”的候選人當選，不合美國意圖的人失利，與此同時，藉此增強和檢驗對台灣政壇和社會的影響力。美國介入和干預台灣“大選”的成效，反映了美國對台灣政治的控制及影響程度比較高。從台灣候選人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支持一定會有加分作用，但一般情況下並非勝選的主要原因；美國有時候不持明顯特定立場，但會通過相關表態規制各候選人政見向美國期待的方向靠攏；美國反對誰，誰就基本上選不上。
五、結 語
以上四條規律是在台灣政治選舉尤其是“大選”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並凸顯出來的，衹要台灣選舉政治的內外環境未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這些規律就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但要看到，徹底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必然性，決定了台灣“大選”的這些規律衹是階段性規律。一方面，隨著大陸綜合實力的持續提升和兩岸融合發展的深化，兩岸和平統一越深入人心，台灣選民就越傾向於選出贊同兩岸和平統一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另一方面，祖國統一進程推進到一定階段，無論是台灣各主要政黨還是台灣選民都必須在“統”與“拒統”之間做出選擇。當前，既要認識到“無論何黨何派在台灣掌權，都無法改變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總體趨勢和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⑯，也要跳出台灣地區選舉的思維桎梏，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牢牢把握兩岸關係的主動權主導權，促使台海力量對比和戰略態勢持續向大陸傾斜，為徹底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更充分的條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