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基礎教育資源極度匱乏，遠不足以使中國基數龐大的人口得到教育，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占總人口數極低，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在未來一段時間會顯現，誠如邁克爾。波特所說的：“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必要的但卻是不充分的，因為生產率取決於區位競爭的微觀基礎。沒有高質量的運輸基礎設施，經濟行為的主體-企業就不可能使用先進的技術，沒有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員工，企業就不可能在成熟的業務上進行有效率的競爭，在繁雜拖沓的辦事程序下或者不公平的法律體系下，企業就不可能能够有效的運轉。”
這些不足，不僅其本身是中國的恥辱。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的是一小群haves與一大批have-nots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將對中國的社會凝聚力構成嚴峻威脅。但問題卻也恰好在這裡，中國的國民中一個最大的特性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當前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建立健全，但貧富懸殊卻近一步拉大，怨恨歧視和社會排斥逐漸增加，社會整合力量日益消解，而同時國家卻以市場自由為借口，退出對社會的保護。近期網絡上的左派思潮的泛濫，就已經在提示我們了，“國家的撤退”社會保障體系的再缺失，社會財富不公正的再分配，已經在為這個國家的不和諧埋下了伏筆。
當然對於一股過分強調公平原則的觀點我也是不能够認同的，的確，中國過去20多年的經濟增長并未使得社會不平等現象明顯減少。然而，如果沒有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這個國家飽受煎熬的民衆就永遠不可能過上更好的日子。中國政府肩負著確保經濟潛力被最大限度地發掘出來、經濟增長的成果得公正分配的重大職責，但顯然它尚未能盡到這些職責。我認為我們的目前的當務之急應當是國家或地方政府的角色有從新定位和定義的必要，他們必須保證高質量的投入品，如：有教養的公民和有形的基礎設施的供應。以及經濟而正面的競爭規則，如：產權保護及反壟斷的立法，以便提高生產率，以促使經濟成功，最後政府應改善和集中那些對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公共和半公共物品。特別是包括教育、養老、醫療等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健全。
的確從史賓斯教授的報告來看，突出言論自由和人權重要性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先決條件。能取得高速增長的國家，政治體系都截然不同，從一黨執政至多黨民主制都有。因此，強大和有效的政府才是關鍵。但問題卻在於現在於現政府他能够確保國家保持穩定，以進行長期的策劃和投資，讓企業欣欣向榮？它能推行法制、保障財產擁有權及建立正直的體系？簡單的說，現政府在對內處理方面他是否盡職了呢，這個政府是否值得我們信任呢？他是廉潔而高效嗎？從廉能方面開現政府與要求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2.外部環境因素：
這樣的討論只會為當前的中國威脅論添加材料，這樣談論的結果只會惡化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因此我個人認為我們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解決中國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上來，以此來完善我們發展的內部機制和環境。夾緊尾巴，韜光養晦，爭取對我們發展有利的外部環境也是有必要的。當前的大國論，事實是我們自己將我們推向與美國甚至整個西方及印度、俄羅斯等國家的對立面，把自己置身於可怕的冷戰環境。我們必須從這種日益膨脹的自滿情緒的走出來。
30年前，當鄧小平啓動中國的經濟改革規劃時，在對外政策方面，他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保持低調。他對他的同僚們說：要“韜光養晦”——否則其它國家會感到受威脅，并一起阻礙中國的崛起。從這點來看鄧是有遠見的。
對於中國的實際情況，只要肯拋棄些夜郎心態，肯務實的對待這個問題的人都清楚，奧運開幕式裡所突顯出來的僅僅只是“作秀”罷了，但如果我們不認真的思考這個問題，任由民粹主義放任夜郎情緒泛濫、盲目的追逐時尚、習慣於自欺欺人的國家只會更加空虛。如同患有骨質疏鬆症一樣，成為徒具外表的國家。骨質疏鬆症患者即使遇到很小的事故，也會一蹶不振。
故，革命尚未成功，國人仍需努力。拋開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迷信將來的習氣，改一改虛浮淫靡的政風，踏踏實實的夯好自己的地基，這才是這個國家最應該做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