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懿麟 上海市長寧區 教師
一、美國貨幣政策自斷後路，將戰略被動轉換為戰略主動
新華網三月十三日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再次重申要求美國保持信用，信守承諾，保證中國資產的安全。 目前中國仍是美國最大債權國，大約持有七千四百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包括今年一月份中國又增持的一百二十二億美元美國國債 。美國總統奧巴馬於十四日表示，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投資者都應對其在美國投資的安全性抱有“絕對信心” ，但隨即美聯儲十八日在貨幣政策決策例會後發表聲明決定“大規模定量寬松”，即將再購買相關房產抵押債券和機構債券總計八千五百億美元，這使其今年以來購買的相關債權額達到了一點四五萬億美元。同時，美聯儲在未來半年將購買總額三千億美元的長期國債，以降低房貸和其它消費信貸長期利率，這是美聯儲四十年來首次購買相關金融產品的舉動。 這一消息的宣布使得已大幅下跌的美國長期國債上漲了近10%，但這並不能夠阻止由於政府大量印鈔而遲早升高的通貨膨脹，導致美國國債的下跌，與此同時美元的貶值也使以美元結算的美國國債價值大幅縮水，因此在美國看來，“即使中國決定出售一部分手中的美國國債，它也幾乎不可能大批量拋售。大量出售美國國債肯定會導致美國債市場蕭條，從而使中國手中剩余美國國債的價值縮水。無論怎麽說，溫家寶及它的中國同僚們和我們其它人一樣，除了觀察、等待以及擔心美國經濟狀況外，對美國經濟都施加不了什麽影響力。 ”——顯然廉價貨幣的制造數量完全取決於美國自身的態度。但另一方面，盡管美國為提振投資者信心而不斷宣揚它的“新”經濟政策，但其本質仍然走不出大規模發行貨幣和放松信貸的經濟怪圈，因此，暫且不論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會給美元帶來沈重壓力，如此的貨幣政策一旦失去刺激經濟復蘇的推動力，那麽美國又將遭遇一九九〇年美國經濟大蕭條和通貨膨脹同時出現的糟糕境況。
那麽對於美國而言，究竟緣何走出這背水一戰的一步呢？我看來美國此舉意含四方面的戰略意圖。第一，轉換在國際經濟話語權削弱和貨幣體系主導地位受威脅的不利地位為有利地位，戰略被動為戰略主動。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俄羅斯，作為美國主要的債權國和美元外匯儲備大國，時刻威脅著美國在國內的貨幣政策和國際的戰略主動權。法國歐盟也同樣叫囂重構全球貨幣體系和對美元主導地位提出質疑，並在美國的北約東擴問題上表示反對，指出北約問題不僅僅是美國與俄羅斯的對話，“法國和歐洲應該在這一進程中占據應有的地位。”與此同時，法國表示在反導問題上欲與俄羅斯合作，以在歐洲建立應對核武器擴散和彈道導彈發展威脅的反導系統。 在此，無論是各國基於債信危機而大規模拋售美國國債或外匯儲備，抑或是美元的貨幣主導地位面臨威脅，都是動搖美國強國地位的根本性問題。因此，選擇進一步美元貶值和“大規模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使美元自斷後路的同時，也為自己找回了全球戰略和貨幣經濟的主動權。
第二，通過美元貶值和低利率借貸吸引外國遊資對美國的投資，或是美國的對外投資者返回國內，從而刺激美國經濟、拉動國內消費，同時在國家貿易上提升了競爭力，減緩貿易逆差。但另一方面，如果國際遊資無法在美國獲得足夠高的回報，那麽將撤出美國市場對美元匯率造成進一步打擊。因此，在就中國對美保有的貿易順差問題上，預計美國將會再次重演克林頓時期的對華外交政策，尤其是在中美雙邊貿易問題上采取增加摩擦、大量制造對華傾銷訴訟、進行貿易制裁、提升保護性關稅等政策手段。事實上，美國政府一直聲稱人民幣匯率太低，甚至無論是美國財政部還是《華爾街日報》都認定，“實際上，按照任何一個客觀的標準來看，中國就是一個匯率操縱者。” 顯然，美國是在以自身美元的貶值作威脅，以期人民幣的升值，這就如同廿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對美國首次出現貿易順差後，美日貿易摩擦持久拉鋸和越演愈烈，最終導致廣場協議的簽訂、日元被迫升值和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失去的十年”。
第三，美元匯率的持續貶值和美元大規模定向寬松造成的通貨膨脹降低了美元的實際購買力，同時導致美國國債的價格迅速下跌，這都會讓美國的債權國和那些大規模美元儲備國為次債危機買單。美國財政部已於廿三日宣布了一項幫助銀行剝離不良資產的“回收計劃”，擬收購最終高達一萬億美元的“有毒資產”，同時鼓勵投資者購買這些被剝離出來的“有毒資產” 。顯然美國政府的這一清毒計劃是以國債為抵押而發行的貨幣為最終的買單者，而這些國債籌集資金則正是來源於美國國債的債權國，因此無論這些債權國是因為無法承受的虧損而以極為低廉的價格拋出美元儲備和美國國債（對於美國或將策動的國內反華勢力和民間公眾輿論對政府外匯儲備決策施壓問題，中國方面要有所準備和應對），還是不為所動繼續持有大量美元儲備和美國國債，都會面臨替美國次債問題買單這一終究的事實上，而美國則充分掌握著通過貨幣供應量和利率的調節而在事實上操縱美元的外匯和國債市場的主動權。
第四，美國亦可通過在第三國發動戰爭，使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美國市場以規避風險，刺激美國經濟和美元幣值的回升。例如一九九一年的海灣戰爭（“沙漠風暴”行動）建立了世界格局自冷戰後的新秩序，使世界“重新發現”美國的同時，也使得美國脫離了一九九〇年的戰後第九次經濟衰退（同樣由於金融投機導致儲貸機構陷入危機、國債龐大、財政赤字急劇膨脹、通貨膨脹同時出現），迎來了美國長達八年的股票市場牛市；而科索沃沖突也使得資本從歐洲迅速轉向美國，美元匯率不斷上升，道瓊指數亦不斷創出新高；隨後的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戰爭，同樣使美國擺脫了近三年的經濟低迷，使資本市場再次出現了連續四年的黃金牛市。因此，無論是在阿富汗、索馬裏、以巴、印巴、朝韓，還是在中國南海、釣魚島、臺海問題上，對美國而言都是一個在不斷尋找“最合適契機”的切入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