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長鋒 廣東省廣州市 教育工作者
河南泌陽山王莊鎮盆窑村8位村民散發傳單舉報村官，警方在調查後認定，8村民系因積怨策劃實施報復。在8村民被刑拘後，曾被掛上“擾亂公共秩序”的牌子公示。律師稱，被告行為的傳播範圍在村內，情節不嚴重，構不上誹謗。（《新京報》8月24日）
我們無意偏袒哪一方，在一個模糊的事實面前。姑且以警方認定的結果為准，即8名村民確實構成誹謗罪和擾亂公共秩序罪。以這一判定結果即媒體公布的“犯罪事實”看來，幾名當事人也不過是在村子裡散發了些傳單，並未如搶劫、殺人、販毒等等罪大惡極的犯罪行為那般惡劣。而所謂的擾亂社會秩序，其實也並沒有在當地造成多大的影響。如此“罪行”採取掛牌示眾的方式，進行公捕公判，也許在文革那個年代是常事，但在當今時代，卻不能不說實在是有點過火，有些小題大做。
而事實上在我們看來，無論使法律的懲處，還是制度和紀律的規範，其本質無不是本著治病救人的原則，以懲戒達到警示的作用和目的，也即是法律本身的目的並非是折磨人，更非羞辱人。當 “黑布袋蒙頭”和“馬賽克”成為執法的普遍性做法時，公捕公判乃至惡劣的掛牌示眾，以對人身的羞辱和對人的尊嚴的踐踏來實現某種目的，非但為社會文明所不容，更不為法的精神所容。而面對幾名並無前科而且“犯罪情節輕微”的普通農民來說，無視人的尊嚴與隱私，這種帶有文革遺風的愚昧做法，則顯得相當野蠻、相當惡劣。
有一句話叫“痛打落水狗”，這一本該是對敵對分子的窮追猛打的精神，往往被一些地方的“有關部門”用之於普通老百姓。充滿野蠻和霸氣的“懲處”，很有一種不把你徹底打倒不罷休的架勢。權力的張揚跋扈從來不需要掩飾，相反，為了達到更好的“震懾”效果，一些地方行政、執法部門，在處理問題時，往往是把粗暴野蠻的形象展示得淋漓盡致。唯恐不如此不能達到“震懾”的效果，唯恐不如此不能樹立權力機關和權力本身的“威嚴”與“霸氣”。所以權力的張揚跋扈，在一些地方非但不加絲毫收斂，不知秉公辦事，權力的恣意妄為非但不加絲毫掩飾，絲毫不需“馬賽克”，而且大有唯恐“戲”演不足，唯恐“癮”過不飽的架勢。
野蠻與粗暴之所以毫不掩飾，就在於權力的秉持者本身法紀意識的淡薄。法紀意識淡薄，又不能善待秉持的公權，因而野蠻行為往往就是一些人實施“管制”的最有效方式，而並非維護社會公義，服務公眾、服務社會的基本姿態。“牧民”意識支配一切，不耍足了威風怎能樹立自身不可挑戰的絕對權威，不把野蠻進行到底又怎能讓草民們服服帖帖唯我把權者的馬首是瞻呢？可惜的是，當今時代並非遺老遺少橫行的封建時代，而粗暴野蠻被視為“唯一革命手段”的文革時代也已經一去不返。不打馬賽克的野蠻行徑，非但不會讓一些當權者達到預期的目的，恰恰相反，在社會輿論的推動下，其惡行終將會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