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懿麟 上海 戰略評論員
新華網訊，半島電視台二○○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報道，針對此前廿五日美國炸機未遂案，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宣稱對此事負責，有跡象表明，該恐怖組織的總部設在也門，而美國則出錢出人幫也門政府反恐。美方認為，“隨著在阿富汗反恐戰爭的不斷深入，‘基地’總部在阿已難立足，而‘基地’組織在巴基斯坦北部又面臨日漸增大的軍事壓力，逃竄到也門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在此前，據也門媒體十月廿六報道，也門和美海軍在薩那舉行會談，討論就如何在阿拉伯海和紅海的公共海域保衛國際航線、打擊海盜、走私、偷渡等活動，以及維護良好的海洋環境等方面加強兩國海軍軍事合作。
顯然，美國的地緣政治力量為美國經濟的迅速膨脹提供了基礎，而美國地緣政治的規模也已在事實上影響了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但現實的問題是：在世界版圖上，歐洲經濟的活力正普遍下降，負擔過於沉重的社會福利制度正耗盡這一經濟體的活力，一些資本主義特殊的利益集團也樂於享有美國“霸權”的庇護；亞洲方面，中國作為一個重要大國的新興崛起，使得美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緣戰略分布發生了變化，即中國的影響力和國際地位也必然會在參與世界事務政策中產生實質性的內容，從而使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中東的不穩定因素和強大政治核心的缺乏，將使美國在這個地區遇到嚴重的利益損害和嚴重的政治危機，美國任何介入性的做法都可能演變為一場激烈的衝突，並通過長期衝突或戰爭擴散的方式爆發出來。由於美國政府目前所面臨的困境中包含著全球形勢發生根本變化的特殊性，以及經濟實力受到同過去相比更大的局限性，因此，在美國方面看來，當現有的歐亞地緣政治力量已不再那麼行之有效時，獲取新的替代能源和更廣闊而廉價的市場經濟，成為了通向美國取得地緣戰略力量成功的捷徑——使美國的力量越過大西洋，到達並深入整個的非洲世界。
地緣政治戰略長久以來被美國視為發揮全球主導作用和影響國際事務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選擇一個地緣戰略力量中關鍵的支軸國家對美國而言至關重要，這不僅涉及到美國政府能何種程度地完成一個涵蓋全球性範圍的“美國的”國際秩序，還涉及到如何應對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崛起所引發的重大問題的挑戰。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美國正在執行這樣一種戰略政策：如何將非洲納入美國的戰略防禦線中。在美國方面看來，非洲是能夠解決“美國問題”的重要地緣政治目標，而也門就像是一條連接中東和非洲之間的天然通道，被認為是向非洲腹地逐步擴張的重要跳板，同時又能夠很好地支援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從而在地緣上包圍沙特阿拉伯和對伊朗形成卓有成效的軍事威脅。能否在這個國家取得舉足輕重的支配地位，使其成為一個能夠很好地反映華盛頓政治意志的地緣戰略支軸國，從而對整個的非洲進行更廣泛的輻射影響，以及使其成為美國其他政治對手力量的真空地帶，成為了美國能否持久、有效地影響全球事務並取得支配地位的關鍵所在。
從過去的經驗可以得出：制訂這一計劃的根本基礎在於在這一地區支持新成立的、較小或較弱民族國家的主張，讓他們同美國及其陣營建立較密切的關係，從而成為美國的戰略防禦陣線。為此美國應當考慮的是，在經濟上幫助這些國家到什麼地步，這種幫助是否必定會加強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力量，從而更大程度地幫助美國來保衛和鞏固華盛頓的利益，以及對這些國家應保有何種範圍和程度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顯然，邊緣戰爭和局部戰爭控制是美國在發動或介入大多數政治衝突的焦點，無論是為美國贏得“政治成功論”的海灣戰爭，還是被一些有自由派傾向的評論員當作譏諷目標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都使得美國在事實上控制了大多數地緣政治衝突的支軸國。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和保持美國這種獨特的全球力量，美國正十分巧妙地使用這種地緣戰略力量部署自己的政治資本，並逐步轉化為一種全球化的機制力量——通過一些與領土擴張無關的因素決定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或國際影響，例如為了防止美國陣營國家之間相互勾結就必須保持它們在安全性方面對美國核保護或軍事上的依賴；為了保持這一陣營對美國利益的順從，就需要維持對這些國家提供的保護（包括經濟和軍事上的支撐）；為了防止第三世界國家的聯合，就必須確保在這些國家（主要是亞非拉地區）周邊的重要支軸地區的部署，從而對處於內陸地區的國家施加強有力的影響；為了遏制那些重要和強大的地緣政治對手，而決定進入某個重要區域或阻止對手得到某種有特殊作用的資源；為了對一個重要地緣政治對手或區域產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響，而有選擇地吸收新成員國加入美國的防禦陣營，諸此等等都是美國在全球地緣戰略的重要方面。
什麼樣的非洲符合美國的利益，如何促使它成為現實，如何恰當地評估這一地區的形勢，以及哪些可能引發國際力量分配發生潛在重要變化的催化劑？在美國的新政治地理上，我們至少能夠認明兩大關鍵因素：能源和糧食，從某種程度上這兩大因素在地緣戰略方面相當的活躍。
一方面，世界能源的消耗在未來十年或卅年內必然會急劇增加，並且正如俄羅斯對歐洲天然氣管道的控制所顯現出來的隱性的政治力量那樣，非洲作為一個缺乏核心大國對手的戰略目標，得到其資源並分享其潛在的市場財富成為了美國正在尋求的目標。儘管中東的石油儲量占全世界的七十%，但在中東地區所經受的仇恨、爆炸等衝突危機使得美國很難在這一地區發揮一流的政治影響，因此，自二○○六年美國從非洲的石油進口量廿一年來首次超過了中東以來，非洲已取代中東成為了美國最大的石油進口地，並且這一進口差距將在今後的數年中進一步擴大，與此同時，美國放棄了很多中東石油業務的機會和加大在非洲的投資，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非洲原油產量提高的原因。在我看來，誠然中東和非洲的石油資源一旦被美國完全控制，中亞大部的國家就無真正的獨立可言，但美國的力量也同樣就很有可能捲入與失去獨立國家人民的覺醒的衝突而付出沉重的代價，美國的重要地緣戰略對手俄羅斯將自然而然乘美國力量減弱之際重獲在歐洲的政治資本。
另一方面，推動糧食價格的動因也同樣是政治的，這種推動的力量既不是來自人口因素的貧困和饑餓，也不是由於土地資源的減少，事實上，與上述利害關係最大的是美國戰略目標的長期作用。非洲土地遼闊，自然資源豐富，即便像埃塞俄比亞這樣農業小麥生產每英畝僅歐洲三分之一的國家（遍布大峽穀地區的黑土作為火山活動的產物，擁有可以產出大量糧食的肥力，但由於它黏土含量高，會在雨季變得黏稠甚至水澇，導致用傳統的手段難以犁耕），一旦提高生產工具和改良種子、化肥，仍可以使小麥產量翻番。但事實上，這並不是為了解決真實的饑荒問題，伴隨著糧食的市場化運作，全球糧食價格自二○○六年初至二○○八年中期上漲近兩倍，在烏幹達的糧食價格自二○○八年一季度至二○○九年九月上漲達四十九點五%，世界銀行預測，“為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至二○一五年減貧目標，所有發展中國家每年至少需向農業領域投資一百四十億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則需投資卅八至四十八億美元”。美國的寡頭集團心照不宣地促使糧食的生產從真實的需求轉向作為“商品”流通體系的自由化，並通過對價格“市場化”的操縱來人為製造出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從而真正意義上地席捲全世界經濟發展的財富——包括從美國人民自己的全世界人民頭上剪取羊毛。
與此同時，自由化的糧食價格推動了土地交易的投機熱潮，儘管按照薩繆爾森經濟學的觀點看來，土地的價值完全取決於產品的價值，即假定土地只能被用來種植玉米，如果對玉米的需求上升了，租金就會上升。但需要引起重視的是，在自由化的資本市場裡，物品的價格並不等同於它的價值，市場往往是趨利的，也就是說，被作為生產固定要素的自然資源（例如土地、水、空氣等）同樣能夠如同次級債券那樣被作為派生的商品進行自由化的市場運作，這就能夠理解，為什麼美國人熱衷於爭奪“可能”導致糧食問題的土地資源，卻不願解決真實存在的饑餓問題。毫無疑問，為了保證世界各國的財富大門對美國是完全敞開的，就像世界貿易組織的大門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的市場是敞開的一樣（他們更致力於通過“自由貿易”的方式打開新興國家的市場），美國在有意識地推動自己在全球化進程各個領域的各種合作聯繫，而非洲作為世界上唯一的仍未開發土地的、糧食和各類農業生產最後的前線，正被美國的地緣戰略目標簡明地歸納為：通過更加真實的帝國主義經濟殖民關係來鞏固美國在一體化戰略的橋頭堡，以便使非洲成為美國全球化進程中更有活力的力量樞紐。在目前階段，美國政府的緊迫任務正是在於減小這個在經濟上陷入糟糕困境卻仍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國家陷入混亂或重新受到嚴重削弱，制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相互合作的發展，使遏制這些國家群體性崛起的控制力量永久化，這一複雜的戰略新趨向既給美國帶來了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也意味著巨大的利益回報。
這裡我要說的是，就華盛頓的政治觀點來看，對非洲的占領不應成為美國全球化進程的一個止步，而應是一個新的出發點，圖謀營造一個因對非洲的擴張而得以加強、因與中東力量的策應和對歐亞大陸的包圍而更加安全的美國，為此美國陣營的同盟國應當在美國的利益中發揮什麼作用。伴隨著美國兵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削弱，美國陣營框架內的合作可能被大大加深，這種合作的可能是建立在緩和美國國內政治壓力基礎上的。因為美國是不願意陷入這樣的泥坑裡去的，美國人民是不願意打仗的，每死一個人，人民就要鬧，或者說剛開始是能夠鼓起勇氣動員一些人的，但時間長了就未免要洩氣了，所以說美國政府是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的。二戰時期的美國或許能夠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垮崩潰已成定局的法西斯日本，獨吞亞洲對日作戰的全部勝利果實，卻仍堅持拉蘇聯參加對日作戰，並不惜向斯大林妥協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也正是由於如此。
在我看來，美國政府所謂的合作，是要美國陣營的這些國家把部隊派到各個地方去打仗的，這樣做既可以顯示美國力量的強大，又可以很好地遏制和削弱這些個同盟國對美國自身的安全威脅，並且美國此次在也門反恐問題上的關閉又重新開放駐也門大使館無非就是要看一看，哪些國家是緊跟著美國走的，哪些國家是中立的（或是動搖於兩者之間的），又有哪些國家是反對的。那麼，美國所謂的同盟國對美國的非洲戰略究竟是有沒有好處呢？我們中國古代有這樣一個典故，說的是越國戰勝了吳國之後，向荊國（即楚國）借兵去攻打晉國，左史倚相就對荊王說：越國勝了吳國，豪傑志士死傷嚴重，精銳部隊耗盡，武器軍備也受到損傷，如今又要借兵攻打晉國，向我國顯示其仍有餘力，不如我國趁機起師與越國瓜分吳國。荊王於是跟著越國發兵，越王憤怒，要攻擊荊兵，越國的大夫文種就說：不可以，因為我們的軍隊在攻吳後受到了損傷，如今與荊國爭戰必然不能取勝，不如賄賂於荊。於是越王不得不割讓露出北邊五百里的地方送給荊國。這樣看來，美國不但是沒有好處的，還是有很大害處的哩，是不是這個道理呢？
現在我們來談另外一個問題，因為目前的局面是會有所發展和有所變化的，對此我們就要對可能出現何種的威脅和所需要採取的防禦措施有所準備，主要照顧到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最終是要覺醒起來和站起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跟西方一些大國的意見是不一致的，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要不要覺醒和要不要站立起來這個問題，並不是我們單方面能夠決定的，這是要取決於帝國主義這一方面的，應當可以這樣說，當帝國主義用武器和“任何形式”的侵略來進攻的時候，那些被壓迫和被侵略國家的人民就會被迫進行鬥爭來爭取和平和取得最終的勝利。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特定的條件下，全球範圍內的力量對比是會發生根本變化的。比如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很強大，霸占了我們大半個國家，我們的力量小，只能在偏僻的地區和敵後農村開展武裝鬥爭。但後來這種力量的因素就發生了轉換，弱小的同人民的力量聯繫在一起就凝聚成大的力量了，力量大的背離了人民的力量也會受到削弱變成小的了。過去英國也很是強大，但殖民地的印度、埃及和緬甸人民覺醒了，都武裝起來反對侵略者了，英國就被削弱了。還有越南、叙利亞人民起來了，法國也就被削弱了，這裡面就有個辯證的道理。自然，我們也可以設想，剛開始覺醒的第三世界國家還只有很少數的一部分，那時候帝國主義壓迫和侵略的力量還是很大的，但後來發展到了我們的大部覺醒甚至站起來了的時候，帝國主義壓迫的力量也就在我們巨大力量的包圍下被削弱了。
我這樣說決然不是因為迷信，清楚認識到這一點很是有必要的，現在有一些西方大國說我們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是有所圖謀的，說我們的外交政策是要輸出革命，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過去早已提出，革命是不能輸出的，我們也絕然不會輸出革命。因為各個國家的客觀實際不同，而客觀實際又是錯綜複雜和不斷發展的，所以各個國家是要根據本國的實際出發，我們中國過去走的一條武裝起來反侵略、反壓迫的鬥爭也是根據中國國內問題的實際出發的。在我看來，只要帝國主義還要侵略、剝削和壓迫另一個國家的人民，還要在另一個國家搗鬼，那麼這些個被侵略、剝削和壓迫國家的人民就是要覺醒的，沒有一個國家單方面侵略和壓迫另一個國家，而另一個國家不站起來反抗的道理，是不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總是要走的，他們就算現在賴著不走，也總有要被人民的力量請走的一天。
也有一些西方輿論，說我們在非洲是要搞新殖民主義、要掠奪資源的，我看來，對於現在非洲所面臨的困難，從根本上說是帝國主義長期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留下來的惡果，包括我們在內的不少第三世界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遇到類似的問題，對此我們是很能夠理解和給予深切同情的。為了克服這些個困難，第三世界國家相互幫助，為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共同的經濟建設事業作貢獻是理所應當的國際義務，為此，我們長久以來一直無私地援助非洲人民，幫助他們改善生活和自主地發展民族獨立經濟，加速推進基本建設，比如我們在非援建的鐵路就達二千二百多公里，公路近三千四百公里。但另一方面，在當前國際局勢動蕩的情況下，要懂得如何清醒地估計形勢，尤其是非洲人民要防止來自帝國主義方面的危險，因為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問題還沒有解決，因此就要考慮應付可能出現的各種局面和做好進行長期艱苦奮鬥的準備。要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要過多地依靠外援，尤其是依靠資本大國的貸款，這是很危險的，這方面一些國家就有過沉痛的經驗教訓。例如歐洲大部國家在馬歇爾計劃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上所遭受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嚴重削弱，事實上，該計劃所提出的經濟自由化不僅防止了蘇聯的西擴，加速美國一體化戰略和全球化進程的步伐，促使歐洲國家的經濟一體化，同時歐洲復興計劃基金大部被用來購買美國商品並需要以美元支付，使得美元得以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捆綁黃金，並最終謀得貨幣體系主導地位和通過貨幣貶值等方式掠奪全世界的經濟財富。
又有一些人說，我們的革命鬥爭取得了勝利，是不是就要脫離第三世界國家的和平陣營呢？我看不是，非但不會脫離，而且是要作為先站起來的第三世界國家，有必要代表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採取更為積極主動的外交政策（例如在全球氣候變暖、核制裁、經濟發展和貿易問題等方面），要在國際上發出這樣的聲音：凡是對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有幫助的，我們就要積極響應；凡是侵略、壓迫和背離人民的，我們就要反對。我們真誠希望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為促進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過去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不正是告訴我們這一點嗎？亞非拉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才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爭取持久和平和鬥爭勝利的最根本原則。
我們這裡還有一條經驗，就是被壓迫的人民是要得到機會才能夠站起來的，當然並不是說沒有機會就起不來，或是不要起來，事實上還是可以起來的，只不過鬥爭的時間要長一些，鬥爭的環境要惡劣一些，勝利要晚幾年才可以取得，比如我們同日本侵略者打了八年仗，也是在最後兩年才獲得勝利的。我看來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也不是全然沒有好處的，好處的第一條就是能夠教育被壓迫國家的人民，讓他們思想上覺悟和團結起來了。美國是一位很好的教員，過去教了我們六億人民有了覺悟，鍛煉了人民，團結了人心，使中國人民壯大了，因為單是自己的正面教育是不夠的，所以對方就是我們中國的“蔣委員長”。現在它們又要教伊拉克人民、阿富汗人民和整個的非洲人民，當伊拉克、阿富汗和整個非洲人民的“蔣委員長”，我看是只要美國一天要控制著那些個地方，那裡人民的鬥爭就一天會堅持並發展下去，哪裡有壓迫，哪裡的人民就會站起來，不站起來就不行，就要被欺負，過去很多國家都是這麼起來的，這個不是我個人說的，是歷史的真理告訴我們的，美國自己以前就是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