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龍風 福建莆田 東北師範大學學生
福建南平、廣東雷州、江蘇泰興、山東濰坊、陝西南鄭；鄭民生、陳康炳、徐玉元、王永來、吳煥明，這幾個地方，這幾個人可能沒有多少人會對他們印象深刻，但是唯一讓人印象深刻，而且不可改變的是，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之內，這些地方相繼發生過惡性的殺人傷人案，傷亡者皆為幼兒園或者小學學生，鄭民生執行死刑，王永來自焚而亡，吳煥明自殺身亡，陳康炳自殺未遂，徐玉元深陷囹圄……這就是舉國震驚的連環校園殺人案，觸目驚心，心有餘悸！
《水滸傳》里的梁山一百單八將，並非天生情願落草為寇，只是天地之大，竟無大丈夫容身之處，只得逼上梁山，討得一個栖身論理之地。雖然最後絕大多數好漢不得善終，但是一百單八將的一生也算是瀟瀟灑灑、轟轟烈烈走過一回了，最為風光的那段時光就是在梁山這一塊天高皇帝遠的水泊上。以水泊為根基，好漢們劫富濟貧，揚善懲惡，替天行道，匡扶正義，肝膽相照，嫉惡如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行大丈夫之所為，好不自在。當世奸佞當道、小人得志，人多乖戾，善惡顛倒，世風日下，民不聊生，倒懸之急，累卵之危近在眼前。處在這樣的極地，如何能讓花和尚、黑旋風、武行者這等嫉惡如仇、江湖義氣的好漢們立命安生！正所謂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梁山義堂始為聚義堂，是為揚善懲惡，肝膽相照，嫉惡如仇，江湖恩義，快意情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行大仁大義之事，即聚義堂乃公斷、明理、聚義之所。宋公明上梁山，改之為忠義堂。忠，對趙氏忠，對朝廷忠，即為對國家忠，故梁山好漢行仁義之事，亦當行忠君愛國之功。宋江所思之事，可歸結為，奸佞當道，小人得志，故需替天行道，剪除奸佞之人，亦需忠君愛國。
鄭民生、陳康炳、徐玉元、王永來、吳煥明……瘋狂砍殺幼小孩童，釀成悲天慘劇，舉國震動，孩童成了他們發洩的犧牲品，不管他們出於何由，做出這種不人道的有失人倫的悲慘之事，但是有一條理由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心中的積怨太深了，深的無處可發，而這種積怨源自哪裡，或許原因複雜而多樣，但是還是少不了一條，社會的冷漠、殘酷、無情更無理！
茅於軾先生說的好，“民怨來自何處？我的直感是社會正義的缺失。簡單講，就是不講理。古語說有理走遍天下，可在中國，有些人不跟你講理，所以有理沒用，有時武力倒是有用的。”“一個社會是需要有正義的，大家都要講理，不要動武。講理能講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從武力，這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講理不通，必須動武，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一席話直接道出了隱藏在其中的深層矛盾。的確，和那些雞鴨豬貓狗比起來，眼下我們的社會變得過分地像是一個人類的社會了，坑蒙拐騙、仗勢欺人比比皆是，處於夾縫之中的只能是些安分守己，兢兢業業，無權無勢的小老百姓了（儘管亦有徐玉元這樣的潑皮）！有氣無處發，有理無處申，有苦無處訴，逼得他們沒有活下去的勇氣，沒有活下去的信心，更沒有活下去的尊嚴，如此長期積壓下來的三有三無，逼出來的三沒有，如何不讓一個心智正常的人走上極端？當然這種極端造成的結果大致有這麼幾種，一種是正常人被逼成精神失常，患上精神疾病；一種是遁入空門，不食人間煙火，與青燈長伴；再一種就是血氣方剛，麻木不仁，行凶殺之事以洩其恨。如此三種，第一種有可能是先失智而後傷人，固然不能深究其罪孽，卻也不能防其害。第二種，可以說沒有危害，也甚是好結局，但是卻不為大多數人所選，尤其在當下如此輕言功名利祿，青燈長伴著實是件難事！第三種，就是前段時間接連發生的砍殺孩子而犯下的滔天罪孽，為社會一大害，需防、需管、需遏。但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何況茫茫人海，又茫茫天地，今朝抓到一個，明日制止一個，後日又懲處一個，那麼你敢保證大後日就不出事了？
很明顯，即便所有的公安幹警悉數守在全國所有的幼兒園、小學門口，真有死命之徒出現，你又奈何？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點道理誰人不懂？如果這幫死士，請允許我這樣稱呼他們，真的認為社會已到天怒人怨，非武力無法解決的地步，那麼這些警察能夠法眼如炬，一個個事先揪出來了事？恐怕不能！所以有句古話說的好，解鈴還須系鈴人，既然這些死士無法申理訴苦，那麼為何不給他們申理訴苦的地兒呢？古有一百單八好漢聚義梁山，為自己討理說道，為天下蒼生替天行道，為何你就不能為他們創造一處梁山？當然此梁山非彼梁山，並非行刀光劍影之梁山，須為有理可說理，有道可說道，行文治而非武功。這座梁山的打造需要掌管生殺大權的最有力量的那個組織主動去創造，為民請命，為民解憂，為民解恨，為民解仇，民何以至拿起屠刀濫殺無辜以洩心中憤憤不滿，何以至對幼小的兒童下此毒手，而至天譴地怒，人人自危！
所以我還是贊成茅於軾先生的觀點，“要想建立一個講理的社會，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條件。首先是最有力量的一方認識到講理的必要性，願意不訴諸武力。”中國需要這樣一座梁山，不是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而是要讓這座梁山屹立在老百姓心中，讓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夠快活地，公平地，有尊嚴地，有理由地生活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