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太拓 吉林 學生
就在韓寒的雜誌《獨唱團》火爆發售之際，另一種反對聲音也隨之出現。7日，“80後”作家中的新銳代表人物張一一、獨孤意、許多餘等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讀者自覺抵制《獨唱團》以及“偽文學”的代表韓寒。（重慶日報）
《孟子》中記載了這樣的一個故事：孟子問莊暴：“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莊暴回答說：“不若與人。”孟子又問：“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莊暴說：“不若與眾。”
既然是與眾樂樂，那麼為什麼韓寒先生的雜誌要取名“獨唱團”呢？很多80後新銳作家批評韓寒的淺吟低唱是向大眾諂媚，一些評論家則認為韓寒的獨唱其實是在向大眾普及常識。韓寒先生犀利的風格注定了這本雜誌很難與那些風花雪月的新銳作家合唱贊歌，而至於其普及的常識，也有背於主流媒體的價值觀念，所以他才獨自唱起了唐伯虎的《桃花庵歌》：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別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
有人認為《獨唱團》之所以這麼火爆，源於民眾對韓寒這個“意見領袖”的期待，希望他的雜誌能說出一些百姓想聽得的真話。所以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大眾缺乏常識，所以《獨唱團》才呼之欲出。然而，中國的民眾真的缺乏常識嗎？
要想弄清中國人是否缺乏常識，就必須明確常識是什麼？舉個簡單的例子，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孩子才能在光明的教室裡上課，而資本主義的孩子都是滿面灰塵的在煤窑裡做工”，村長告訴我爸爸：“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婦聯主任告訴媽媽：“毛主席教導我們，人多力量大”……在當時這樣的“道理”就是人民信奉的常識。
可當我們進入中學，中國的大門向外打開了，透過電視機我們發現原來帝國主義的兒童並沒有都去挖沒煤，而且他們教室的窗戶是玻璃的，而我們教室裡的窗戶卻是用塑料袋堵著缺口的，於是我們開始反思：挖煤孩子的教室都能這麼明亮，那麼資本主義國家普通人家的孩子還不得幸福死啊！老師教導我們不應該有這樣的想法，應當堅定社會主義信念，不要被敵人製造的假相所迷惑，這都是敵人糖衣炮彈。於是，我們再一次相信了老師的話。
當我們走出大學校園，脫離了老師們的指導之後，我們漸漸發現原來糖衣是裹不住炮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孩子的的確確沒有在挖煤！而且他們的教室要比我們的明亮許多。於是我有開始胡思亂想了起來，我不知道資本主義裡挖煤的孩子是否也喝過中國的“三鹿”呢？我不知道處在水深火熱的美國工人階級是否也和中國一樣吃著地溝油呢？我不知道為什麼萬惡的西方資本家對搬遷釘子戶無計可施，而偉大的中國卻能將工人階級的房子拆得片瓦不剩，我不明白……
其實，我不明白的事情還有很多。你或許也和我一樣，對這個神奇的世界充滿了好奇。我們之所以有這麼多疑問，並不是說我們缺乏常識，而是這些事情的發生有悖於我們的常識，但這些有悖於常識的事情還的的確確的存在著。沒有常識並不是最可怕的，頂多我們回到原始人茹毛飲血的生活。而有了常識，卻不尊重常識的社會卻是很可怕的，在文革那個“打到常識”的年代，我們過的是一種茹人飲血的生活。
中國人並不是缺乏常識，民主是一個好東西，法制、自由也是一個好東西。中國人很喜歡這些東西，也很需要這些東西。但是當慣了順民的中國百姓是不願意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這些好東西的，他們一直堅信“槍打出頭鳥”，這樣的事情還是讓別人去做吧，我們躲在後面看著結果就好。於是，常識在這些人的手中就迷失了自我。
民眾之所以追捧《獨唱團》並不是為了從中尋找常識，而且《獨唱團》也不是《南方周末》，你也很難在其中讀懂中國。讀者希望的僅僅是通過這本雜誌發出自己的聲音，僅此而已。韓寒不需要普及常識，因為中國的百姓都具有常識，只是他們過於怯懦所以才想通過他人之口表達自己對常識的理解。
有人說韓寒是當代的魯迅，《獨唱團》是當代的《新青年》。其實，《獨唱團》是注定成不了《新青年》的，否則韓寒先生就要去與近代版的魯迅先生見面了。至於《獨唱團》還能“唱”多久，分析家們對此都表示不太樂觀。曾經聽過這樣一個故事：
據說，蔣介石曾對報業大王、申報總經理史量才說： “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而史量才則冷冷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之後事情的發展證明了史量才的書生氣——不久，其全家被暗殺。
看來秀才是永遠鬥不過大兵的，但是如果連懂得常識的秀才都退縮了，你又怎能指靠那些“不懂得”常識的百姓去揭露真相弘揚正義呢？
獨唱樂，與人唱樂，孰樂？其實，獨也又獨的好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