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擔道 江蘇徐州 職員
《人民日報》訊：國資委發文限制央企領導薪酬 致企業損失須賠償。該文稱：國資委近日印發《中央企業貫徹落實〈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實施辦法》，該《實施辦法》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結合中央企業實際，對中央企業領導人員的薪酬、任職、決策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
中央企業各級領導人員不得“違規辦理向本人、特定關係人所有或實際控制的企業轉讓國有資產事項”；不得“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對於中央企業的重要人事任免，《實施辦法》強調“應當堅持集體決策原則”，不得違反程序推薦、考察、醞釀、討論決定任免幹部……不得違反規定突擊提拔、調整幹部。該《實施辦法》內容中，有許多、許多的“不得”，文章內容很長，筆者不在一一轉載，否則有了剽竊嫌疑。
《實施辦法》中充斥著“違規”“違法程序”等字眼。在這些字眼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對於約束中央國企官員的制度和法規，不是不存在，而是存在著。既然相關法律法規都存在，國資委再發《實施辦法》，是不是有點畫蛇添足？
通過國資委的發文，也可以看出，一些官員，並沒有依靠法律法規約束自己、規範自己。並製造出了一系列的大案：比如廣東新廣國際集團的吳日晶，“僅憑一句話、一個批示，就能隨意調動數億資金。”還有上海華晨集團董事長仰融卷款70億逃往美國；上海大東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蕭洪彬騙匯7.6億美元出走澳大利亞；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長餘振東攜4.83億美元逃亡美國；廣東國際投資公司香港分公司副總經理黃清洲卷走13億港幣逃往泰國；中國銀行哈爾濱河鬆街支行長高山卷款8.39億元出走加拿大……等等等等。
但即使如此，國資委也沒有發行《實施辦法》的必要性。既然相關法律法規已經存在，那麼只能說明這些法律法規是處於某種真空狀態。如果法律沒有人執行，法規沒有人遵守，再好的法律法規都不過是廢紙一張。如果國資委的一張紅頭文件，對當前的違法違規現象能夠阻止的話，國家的法律法規就不再有存在的意義。
當法律法規，對某些官員形同虛設，就無法遏制他們繼續犯案。國資委發文也證明了這類現象的確存在，當法律法規失靈的時候，才最終有了國資委的《實施辦法》。可見在國企官員的治理上，中國缺少的並不是相關的文件，而是缺少執行文件的人。更不需要國資委“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的說教，而是需要一場嚴肅認真的轟轟烈烈消除貪腐的行動。別說筆者有咬文嚼字之嫌，正如《實施辦法》中說：“對中央企業的重要人事任免，（領導）不得違反程序”。依此類推，延伸的意思就是：不是重要的人事任免，（領導）就可以違反程序，為所欲為？更何況什麼是重要的人事任免，什麼又不是重要的人事任免？誰說了算？如果還是領導說的算。那這其中的活動空間就大的去了。
以中國企業官員“大事做小，小事做了”的高超技藝。針對如此模棱兩可的《實施辦法》，肯定會辦理的相當完美。做人有做人的道德，做官也應有做官的官德。做人沒有道德，你不能把他從地球上抹去；但做官沒有官德，我們卻能抹去他做官的權利。可見治理官德遠比治理人德容易的多。
“受到降職處理的，兩年內不得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或者高於其原任職務的職務；受到免職處理的，兩年內不得擔任中央企業領導職務。”
兩年對於某些官員來說不過是一個假期，而不是一種懲戒。對於限制央企領導薪酬的說法，更與中國水土不服。央企中，往往都是一言堂，一把手，黨政權一人抓，誰又有權利、和膽量，限制他們的薪酬？事實上，他們可以幾個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而且可以攜款潛逃，全身而退。就是例證。不建立獨立相關的執法機構，僅僅一張空文，是解決不了當前問題的。
而違法搞壞企業要賠償的說法，更讓幼稚。現實中，我們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摔壞了別人的東西當然要賠償。企業是國家的，也是人民的，不賠償才更是沒有天理。讓我們看看新加坡的法律：“利用公權力謀取利益者，除被罰款外，還可被判刑；違法犯罪人職位越高，處罰越重”。與我們“兩年內不得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或者高於其原任職務的職務”相比，該紙文卻有“刑不上大夫”之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