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智超 台灣台中 研究生
上次我因為在中國評論新聞上，投稿了一篇《台灣各大“統派”政黨傾向分析》的文章，而得到了新黨主席郁慕明先生的肯定，如同這位曾經參加過保釣與反台獨運動多年的“統派前輩”一樣，年紀輕輕僅二十五歲的我雖然沒有趕上那個風雨飄搖的大時代，但是我依舊以當一位民族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而自豪，也堅決的擁護海峽兩岸走向統一。
我的爺爺－一位曾經“反共”的民族主義者。與郁慕明先生年輕的時候一樣，我那位出生於湖南省地主家庭的爺爺曾經是一位激烈的反共人士，主要是因為他的父母在毛澤東號召的“農民起義”中遭到了批鬥而喪失性命，從而讓他選擇了加入“還鄉團”，配合國民黨右翼人士一同檢舉與殺害共產黨人的道路，哪怕是在中共發動“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祖父也曾經組織過保安隊與紅二方面軍戰鬥，對這些他嘴巴里的“赤匪”一點也不手軟。
抗戰爆發後，爺爺因為反對蔣介石的“第二次國共合作”，而於1940年選擇加入了汪精衛的南京政權，又在湖南省出任過“維持會”的會長，起初祖父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是蘇聯在中國扶植的“第五縱隊”，而看在他眼中蘇聯顯然是比日本軍隊更危險的敵人，因此他強烈的認為中國與日本應該合作阻止“赤禍”在中國蔓延，所以那段時間祖父指揮的保安隊經常會配合日軍一同圍剿新四軍，而國民黨第九戰區的部隊則始終與他們保持著默契。
事實上，祖父當時也接受來自於軍統局的命令，一方面幫助重慶限制共產黨在敵後的發展，二方面則偷偷將日軍的情報傳達給戴笠先生指揮下的中美合作所，直到晚年他都認為自己只是在以漢奸的身份實施“曲線救國”的任務而已，對國家的貢獻實際上一點也不會輸給在前線作戰的國軍官兵。
戰爭結束後，祖父雖然對腐敗的國民黨感到失望，但是過去的反共經驗還是迫使他在1949年離開了中國大陸前往香港，然後又在1951年進入台灣，並且出任穀正綱先生的秘書，而以“反共鐵人”的身份活躍在台灣的輿論界，這段時間他因為反對毛澤東對蘇聯“一面倒”的政策，還有陸續從香港那裡傳來共產黨在大陸進行的殘酷政治運動，而非常的敵視北京。
這一切直到1969年3月，從大陸傳來了解放軍在珍寶島與蘇聯紅軍大打出手的消息後才有所改變，因為此刻開始祖父不在把中共視為蘇聯的馬前卒看待了，而在改革開放後幾次返鄉探親的經歷，也讓他完全改變了過去對北京的態度，開始相信中國共產黨真的是一個有能力將中國帶往現代化道路的政黨，自此以後他便放棄了昔日的反共心態，開始參加起反獨促統運動，直到他於2004年去世時，遺言都還是希望祖國能夠早日走向統一，這讓身為年輕一代的我，首度瞭解了那一代參加過抗戰的老一代人之想法。
雖然在路線的執行上，祖父曾經選擇了與共產黨完全不一樣的道路，但是他確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而我也看到了過去這一百年來，同樣都是愛國主義者的中國人，雖然有同樣的目標，但是卻因為路線的不同而互相殘殺，這實在是歷史的一大諷刺，所以身為沒有包袱的一代，我希望能夠終止這樣的矛盾存在。
今天只有統獨的爭鬥，沒有國共的爭鬥
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理所當然的到今天都還存在著意識形態與理念的糾紛，一個擁抱中華民國，一個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宣揚西方的自由主義，另外一個則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樣的路線之爭存在是沒有衝突的，大家都可以坐下來慢慢討論協商，找出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共識出來，畢竟即便是北京當局，也從客觀上的角度出發，瞭解要在短時間內撫平國共兩黨六十多年來分裂後所產生的差距，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如果當國民黨的領導人，尤其是馬英九先生為了反對共產黨，而不惜與外國勢力相勾結，甚至連自己是“中國人”的聲音都喊不出來的時候，筆者就認為這實在是有點過頭了。
今天無論我們承認與否，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上就代表中國，而且也捍衛著這個國家的主權完整與民族利益，所以在中華民國的格局已經被圍困在台灣島內的當下，我們這些民族主義者所該思考的首要重點絕對不是去扯中國共產黨的後腿，或者去配合“境外反華勢力”的口號起舞，而是要積極的反對主張台獨的民主進步黨，在台澎金馬地區好好的維繫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民進黨應該被藍軍視為“唯一的敵人”才對，因為在台灣島內，現在早就不存在所謂國共的爭鬥了，而只有統獨的爭鬥，只有所謂“中華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對抗而已，因此無論是支持青天白日滿地紅還是五星紅旗的台灣統派人士，都應該團結在統一的旗幟下與台獨分裂勢力進行覺不退讓的政治鬥爭。
當然，現在中國大陸還存在著相當複雜的政治問題與社會矛盾，然而在台灣出一張嘴批判實在不是一件負責任的事情，相反的台灣的統派應該有所行動，積極的加入並主導中國的改變，才是我們應該擁有的胸懷，我們確實不應該放棄當中華民族主人的機會，也不要把民族復興的主導權讓共產黨全部都搶去，但是在那之前，我們一定要先守住台灣這塊祖先遺留下來給我們的土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