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瑞明大使建議北京在確保“一個中國”的立場與原則上，可以運用其影響力在聯合國通過一個決議案，決議內容為：“在聯合國系統專門機構中，其屬於非政治性多邊組織者，台澎金馬地區（人民）得暫以‘經濟體’身分使用‘中華台北’名稱，成為各該組織之‘特別觀察員’。至其他政治性多邊組織參與問題，則應由台灣海峽雙方治理當局自行協商尋求解決方案”。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聯合國通過一個這樣的決議案，台灣民眾會怎麼樣來看大陸。兩岸同胞的心都是有血有肉的，大陸能夠在國際參與上給台灣同胞機會，兩岸的認同又怎麼可能會愈走愈遠。或許北京會說，如果現在讓步，民進黨執政怎麼辦？有關這一點，戴大使就表示，台灣是個民主社會，民進黨遲早會再執政，北京要面對的是台灣二千三百萬人，而不是哪個黨。如果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是北京重要的理念，那麼就應該對自己的作為有信心。
還有一些事情是北京可以思考的。戴瑞明大使即表示，在兩岸政治性的和平協議還沒有簽署前，北京仍然可以釋放出善意。舉例來說，不能邀請台北成為“南海會議”的成員以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海疆嗎？不能邀請台北以適當名義參與“東協加一”嗎？不能同意台北能夠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的一個特別觀察員嗎？是否可以推薦台灣人物獲得教科文組織下的“和平教育獎”(Peace Education Award)？是否可以主動協助台灣古蹟文化申請世界重要文化遺產？有太多的事情北京可以做。我們相信只要有心，台灣民眾都會感受到的。
感想與期待
至少是我個人完全同意北京大部分的主張，包括兩岸應該儘量進行政治性協商、兩岸應該建立溝通管道、兩岸應該就涉外事務雙方自行協商、兩岸涉外事務必須在存量不變的基礎上發展。
我相信北京方面已經能夠完全“理解”國際空間的參與對於台灣民眾的重要，但是可能還是無法“感受”到這件事重要性。曾經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擔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楊子葆大使在會議中是這麼形容台灣民眾的感覺：“我們想要的是國際空間，這東西（國際空間）不實踐，對我們造成的衝擊有多大，對我們的情感傷害有多大”。
我在開幕致詞時提到，從1949年起，兩岸分治六十餘年。就外交而言，兩岸在國際上卻從來沒有放棄面對面的對抗，雙方進行的是國際政治上最難解決的“零和博弈”。兩岸的外交人員在別國的領土上，進行沒有硝煙的戰爭，相互鬥爭、水火不容，雙方的外交成績建立在如何迫使對方捲旗、離席、撤館。
如果站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上，兩岸間的“鬥”除了讓外人看笑話，也讓外人，甚而是我們的戰敗者從中獲利。中華民族為了對日抗戰，多少人家破人亡，可是卻因為內鬥，雙方人民所屬的政府均無法參與1951年的舊金山和會。今日台獨主張的“台灣地位未定”、“釣魚台是日本領土”不都是因為兩岸的內鬥才會產生的嗎？國際上一些國家也利用兩岸的主權爭鬥而從中獲取大量金錢利益。“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已經不僅是戰國時期的寓言故事，亦是二十世紀中國史的寫照。“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似乎更像是曹植為當前兩岸外交所寫的隱喻詩。
對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均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個西方強權所創造出來的國際機制，大陸也曾經批評那是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所創造出來的產物，曾幾何時，北京也將其做為限制台灣參與的說辭。這是因為北京已經完全融入了國際社會，還是對台灣進入國際組織後果的疑慮？有時真讓人無法分辨。
台灣的大多數民眾對國際法與國際組織並沒有足夠的知識與認識，他們只會問，為什麼我們無法參加國際組織？對他們來說，這涉及到自己的尊嚴，也關係到他們怎麼看北京的政府。我們可以說，他們不了解國際政治的現實，但是他們也會問，不是說兩岸都是同文同種的炎黃子孫嗎？
今日兩岸即使有再多的爭執，終究只是中華民族歷史長河的一點而已，同是一家人，有甚麼不能談，有甚麼不能讓？
北京“夏合會”只是一個開始，未來將會有多的“夏合會”在兩岸各地舉行，我們也相信會有更多的退休大使與學者參與。兩岸外交鬥爭已經六十餘年，問題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解決，我們相信，只要心存善意、關懷、包容，中華民族的智慧絕對可以超越現有的國際法限制以及化解彼此的疑慮，兩岸一定可以找出一條國際共同參與的道路。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2月號，總第18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