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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應積極致力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 |
中評社╱題：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政黨交往分析 作者：孔祥琦（大連），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博士研究生；王新影（大連），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
【摘要】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的交往是中日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以黨交促邦交是中日關係深入發展的重要動力。中日邦交正常化後，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開啓了全面交往的歷程，在經歷了以黨際交往促進國家間關係緩和階段後，又進入了黨際交往蓬勃發展的新階段。50餘年來，中國共產黨在與日本執政黨交往過程中主要通過與“友華派”保持密切往來、超越意識形態分歧、以經促政等方式深化黨際交往，與日本在野黨的交往則著力通過政黨友好往來推動國家關係發展、藉助政黨力量制衡日本政府不良外交傾向，進而實現從在野黨外交到執政黨外交的順利轉換。未來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交往要以新型政黨關係為根本遵循，以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為目標指引，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要驅動，強化執政黨外交的穩定性，并不斷凝聚與日本在野黨的廣泛共識。
中國共產黨和日本政黨的黨際交往作為中日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推動兩國關係沿正確方向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1972年9月，中日兩國簽署了恢復外交關係的《中日聯合聲明》，從而實現了邦交正常化。5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間的交往不斷深化，在增進兩國政治互信、促進中日友好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為中日關係的持續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本文系統回顧了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的交往歷程，并深入挖掘其中蘊含的寶貴經驗，以期為當前和未來中日國家間關係和政黨間交往提供有用參考。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交往歷程回顧
早在1952年美國當局結束對日占領後，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為促進兩國關係早日實現正常化，便開啓了以黨交促邦交的政黨交往歷程，并有效推動了中日關係正常化進程。此後，隨著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也開啓了全面交往的新階段。
（一）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開啓全面交往階段（1972年至1989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推動兩國關係邁上了新台階，中日政黨間的黨際交往也隨之進入到了愈加活躍的新階段，開啓了全面交往的新歷程。
中日執政黨交往深入發展。一是中國共產黨與日本自民黨的高層往來全面展開。中國方面，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成為首位訪問日本的中國國家領導人；1983年11月，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首次訪日。日本方面，自民黨首相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鈴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也先後來華訪問。兩國執政黨高層的頻繁互訪為國家間關係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友好基調。二是中日執政黨交往為國家間關係深入持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1974年，中日兩國政府開始醞釀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但卻受到多方勢力阻撓。為此，鄧小平會見了攜三木武夫首相口信前來訪華的自民黨衆議員小坂善太郎，并就條約締結事宜進行了磋商，有力推動了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三是中日執政黨在兩國關係出現緊張狀態時始終保持溝通。20世紀80年代相繼發生了“教科書事件”“參拜靖國神社事件”“光華寮事件”等破壞中日關係的事件，使兩國關係一度十分緊張。為此，自民黨幹事長二階堂進和總務會長伊東正義，先後以首相特使身份訪華，推動化解緊張局勢。由此可見，中日兩國執政黨在邦交正常化後的全方位交往，為維繫國家關係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在野黨交往實現升級。在中日中斷締結和平友好條約談判的近三年時間裡，日本社會黨要員多次率團來華溝通交流，并表達了對中國主張的支持，密切了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基於此，1983年3月中國共產黨與社會黨建立了正式黨際關係。與此同時，日本公明黨領導人竹入義勝和矢野絢也數次訪華，積極架起了中日間友好溝通的橋梁，為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發揮了重要作用。條約締結後，隨著中國共產黨與公明黨交流的頻繁與深入，兩黨由此形成了長期化、制度化的政黨交流機制。
（二）以黨際交往促進國家間關係緩和階段（1989年至2012年）
1989年，日本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華制裁陣營，導致中日關係出現新一輪緊張態勢。進入21世紀後，由於小泉純一郎屢次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出現了邦交正常化以來從未有過的“冰凍期”。面對上述緊張局面，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各政黨再次發揮作用，通過制度化的黨際交往有效促進了國家間關係的緩和與發展。
中日執政黨就化解兩國緊張關係積極開展對話。日本在1989年加入了對華制裁陣營，導致了雙邊關係緊張，即便如此，中國共產黨與自民黨的往來并未中斷，并就結束對華制裁展開積極對話。1990年4月，江澤民會見了來訪的自民黨衆議員加藤紘一，日方明確傳遞了願意恢復交流合作的積極信號。得益於此，日本於1990年11月率先解除對華制裁。①此外，中日執政黨還就化解兩國“政冷”狀態積極開展對話。1994至1996年，中日政治摩擦頻發，兩國關係陷入正常化以來的最嚴峻局面。②為此，中聯部部長李淑錚於1994年10月率黨的代表團訪日，并與新執政的社會黨一道重申了維護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政治立場。2002年，面對因小泉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導致的中日新一輪“政冷”局面，中國共產黨先後邀請日本聯合執政的公明黨黨首神崎武法、自民黨幹事長山崎拓訪華，并達成了在認真反省歷史基礎上構築和發展中日友好關係的共識。
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在野黨為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積極進行交往。日本社會黨為中日關係解凍率先發力，并持續與中國共產黨發展友好關係。在1989年6月之後，社會黨曾暫時中斷與中國共產黨的往來，但由於兩黨長期交往建立起來的友誼，使得社會黨很快轉變立場并恢復兩黨交往，積極致力於推動中日關係不斷回暖。中日兩國共產黨實現關係正常化并開展深層次交流。1998年6月，中日兩國共產黨在經歷長達30餘年的關係破裂期後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作為具有相同性質的政黨，對共同關心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是十分重要的課題。③因此，關係正常化後兩黨多次互訪，并就雙方共同關心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三）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交往的蓬勃發展階段（2012年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立足於探索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建立新型政黨關係的倡議，為新時代黨的對外交往擘畫了藍圖。自2012年12月日本“自公政權”上台後，中日關係雖起伏不斷，但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在繼續保持密切往來的基礎上，不斷拓展對話領域，豐富交往內容，由此進入了中日政黨交往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中日執政黨交往引領兩國關係向穩發展。一是重啓“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2015年3月，自公兩黨幹事長聯袂率團來華訪問，與中國共產黨共同宣布重啓暫停了六年的“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并再次確認該機制在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兩國執政黨交流機制在新的歷史時期，為鞏固國家間關係的改善趨勢發揮了引領作用。二是中日執政黨為化解兩國政治僵局積極交往。安倍“梅開二度”後，其錯誤言行一度讓中日關係陷入僵局，但兩國執政黨間的交往仍在持續，2013年，山崎拓、二階俊博等自民黨高層為中日關係“破冰”相繼訪華。經共同努力，2014年11月中日就處理和改善國家間關係達成了四點原則共識。三是公明黨在維繫新時代中日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明黨堅持對華友好的一貫方針，并對自民黨對華政策產生一定影響。④在因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面臨嚴重危機的背景下，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多次批評安倍行徑，并督促其為改善中日關係作出努力，在維繫中日關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在野黨的交往成為新時代推進中日關係的“潤滑劑”。日本在野黨積極致力於推進中日民間交流。成立於1984年3月的“日中21世紀之會”，為促進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發揮了積極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日本在野黨要員多次率本黨“日中21世紀之會”主要成員組成的代表團訪華，有效增進了中日民間交流。另外，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在野黨就化解兩國重要分歧進行密切往來。2013至2014年，在因釣魚島爭端和歷史問題使中日關係面臨嚴峻局面時，中國共產黨相繼推動民主黨、社會黨重要政治家來華訪問。通過與日本在野黨的坦誠溝通，有效助推了兩國關係的穩定發展。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交往的寶貴經驗
回顧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的交往歷程，既有與執政黨的友好往來，又有與在野黨的良性互動。由於執政黨和在野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所扮角色和發揮作用的不同，故中國共產黨在與日本不同類型政黨交往時，所形成的經驗也有所不同，這為深化中日政黨交往提供了有用參照和經驗藉鑒。
（一）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執政黨交往的主要經驗
執政黨由於擁有組閣權，所以在一國政治生活中擁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先後上台執政的有自民黨、社會黨、民主黨、公明黨等黨派。中國共產黨與上述政黨執政期間的交往在中日總體關係中具有重要位置，對中日關係的發展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并形成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經驗。
第一，把握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日本執政黨中的“友華派”保持密切往來。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執政黨的交往在中日關係發展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是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矛盾；而中國共產黨與執政黨“友華派”的往來，則是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國共產黨在與日本政黨交往中，既把握住了中日關係中的主要矛盾，又把握好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日本政黨中存在著一批對華友好并致力於促進中日關係發展的政治家，通常稱之為“友華派”。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和平友好條約締結過程中，正是以石橋湛山、松村謙三等為代表的自民黨“友華派”，通過溝通兩國政府政治意願和搭建民間貿易往來橋梁等方式深入開展黨際交往。上世紀80年代起，隨著日本國內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泛濫和右翼勢力的抬頭，中日關係一度陷入冰點。在此情況下，以對華友好著稱的自民黨幹事長二階堂進多次率團來華訪問，在兩國政府間充當溝通橋梁，增進了雙方的理解和信任，為避免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發揮了關鍵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後，面對一度因安倍錯誤言論及強硬對華政策而陷入僵局的中日關係，正是自民黨“友華派”政治家的訪華活動發揮了打破政治僵局的重要功能，并推動開展領導人高層對話。此外，作為“自公政權”一員的公明黨也積極發揮了兩國溝通的第二管道作用。在政府層面的交往陷入僵局時，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執政黨“友華派”政治家的往來發揮了良好的補位功能。
第二，把握發展的普遍性，強調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加強合作。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在對外交往中堅持以意識形態劃綫的主張，然而“極端的意識形態對中國外交的影響多是負面的，一度與別國外交關係受到嚴重破壞，并使中國的外部環境極度惡化”。⑤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友好交往的同時也時常因意識形態差異而產生矛盾和分歧。
進入80年代後，鄧小平深刻總結國際共運正反兩方面經驗，提出了正確處理黨際關係的四項原則，即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在黨際關係四項原則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黨際關係中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異同為條件，主張不計前嫌，相互諒解。⑥此後，在與有著較強保守主義傳統的自民黨交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堅持貫徹超越意識形態的立場，從而減少了兩黨分歧，發展了友好關係，進而在推動中日關係改善和促進經濟合作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雙多邊重要外交場合中，多次強調摒棄意識形態偏見，反對以意識形態劃綫。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執政黨的交往也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開展的。安倍“梅開二度”伊始，在中日關係陷入僵局時，正是兩國執政黨基於超越意識形態的立場，才使中日關係重回正常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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