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範式：人文經濟學的邏輯與方法
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在理論前提、理論內核、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不同於傳統西方經濟學的內涵，是經濟學領域的重要範式轉型和理論創新。
（一）理論前提是“集體人”假設，而非“經濟人”假設
在分析人的行為之前，假設每個人都是生活在集體中，受集體文化和集體利益的影響。集體產生文化，文化影響觀念，觀念決定行為。文化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是外生變量。西方文化是形成西方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的文化背景，也是西方經濟學各派理論的隱含前提。然而客觀現實中，西方文化衹是衆多人類文化中的一種形態，由此產生的理論不應被視為無地域限制的基本原理和普世真理。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傳統文化都反對把人看作孤立的個體，而應置於社會文化中分析。《共產黨宣言》指出利己價值觀的狹隘性：“你們的利己觀念使你們把自己的生產關係和所有制關係從歷史的、在生產過程中是暫時的關係變成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這種利己觀念是你們和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所共有的。”②事實上，在某些文化觀念裡，即使成本很低、收益很大的交易也可能會被拒絕，這種客觀現象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經濟人”假設，卻符合“集體人”假設。因為在新時代人文經濟學中，文化觀念或制度規範是內生變量，文化觀念或制度規範可以限制某些交易的發生。例如中國文化講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追求財富需要以“道義”為前提，衹有符合這種文化價值的經濟活動才是能接受的和可持續的。集體文化是“集體人”假設的重要背景與特徵。
西方經濟學基於“經濟人”基本假設構建起的分析人的經濟行為的理論範式，主要研究目標是如何實現經濟行為的利益最大化，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生產者的利潤最大化、國家或地區的福利最大化，并通過這種理論分析框架解釋各種社會經濟現象。雖然已經發展為成熟的學科理論，但如果進一步放寬前提假設，將“經濟人”假設換作“集體人”假設，則新理論能够更好解釋諸多現象，如：羊群效應，不謀私利、捨己為人、捨生取義的利他行為，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家，財富水平很低但幸福指數很高的居民等。西方經濟學理論對這些現象缺乏解釋力，根本原因在於真實社會中，人的角色和行為是複雜的，純粹的“經濟人”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經濟人”假設衹是基於特定研究目標和研究角度對人的一種抽象，前提假設的片面性決定了由此推導的理論體系的局限性。“經濟人”假定人的行為基於理性和自利，但現實中人的行為常常是基於慣性、感性、理想等因素。西方哲學中也有用意志否定理性的“唯意志論”。人在自身利益之外，還有尊嚴、情感、信仰等其它目標，影響人的選擇，導致利他行為。
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類似於力學中的無摩擦狀態或經濟學中的完全競爭狀態，而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集體人”假設則類似於摩擦狀態或壟斷競爭狀態，這更符合人類社會真實情況，也是對前提條件的放寬。理論的創新發展往往是從放寬前提條件開始。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較之西方經濟學進一步接近現實，對解釋現實有更廣闊的理論空間。利己是個體生存的本能，利他是集體生存的需要，二者均為社會現實。絕大多數情況下，個人都生活在集體中，個人行為無法擺脫集體影響，也必須考慮集體的反應。在信息不完全的現實情況下，“集體人”也比“經濟人”的“理性”或“有限理性”程度更高。前提假設放寬後，“集體人”假設可以消除“經濟人”假設中的一些理論痼疾和邏輯困擾。例如，西方經濟學中存在“合成推理謬誤”，即“由於某一原因而對個體說來是對的，便據此而認為對整體說來也是對的”。③對“集體人”而言，衹有同時符合個人與集體利益的選擇才是“對”的，因此當個人選擇合成推廣到集體選擇時，不會出現邏輯推理謬誤。再如，西方經濟學中存在的“外部性”問題，即一個“經濟人”的行為對另一個人的福利產生影響而這種或正或負的效果沒有從貨幣或市場交易中反映出來，在“集體人”假設中，這類行為受到集體文化的影響，例如道德觀念或制度規範的鼓勵或約束，仍然會在交易或生產中表現出來，“外部性”問題可以轉化為“內部性”因素。
（二）理論內核是價值均衡化，而非利益最大化
傳統的西方經濟學核心是研究市場主體及國家或地區如何實現利益最大化，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則將理論重心放在人和集體如何實現價值均衡化。價值均衡意味著個人效用最大化要考慮集體效用、企業利潤最大化要考慮社會責任、國家福利最大化要考慮國際社會。沒有兼顧這些考慮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也不是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根本目標。價值均衡有助於限制市場經濟活動中的物欲主義和功利主義，促進市場活動的規範有序。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秉持人文價值的優先性、引領性和導向性，將人文價值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內生動能，影響經濟增長觀念與人類發展理念，對西方經濟學研究進行糾偏，回歸經濟增長的人本主義方向，將人的價值而非物的效率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關鍵指標。
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和追求的目標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較之西方經濟學的目標也更為長遠。利益最大化衹能是短期的不可持續的階段性目標。動態均衡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長期目標。物極必反，月盈則虧。最大化一旦實現就會走向反面。不均衡可能有短期的興盛，卻很難有長期的繁榮。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推動價值不斷趨於均衡的力量是興衰。價值均衡與否決定著個人與集體的發展與衰落。個人行為追求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的均衡，謂之“人道”；國家行為追求國家價值與普世價值的均衡，謂之“世道”；人類行為追求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的均衡，謂之“天道”。在興盛與衰落的規律演化過程中，既可能是被動均衡，也可能是主動均衡。積極主動追求價值均衡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如何實現主動的價值均衡，這個過程中包含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利益最大化階段性目標，但著眼於事物演化的更長周期。
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的價值均衡既包括財富利益的均衡，也涵括文化價值的均衡。文化價值的標準是合乎道義、趨於美善。個人行為不能完全以利益為出發點，要考慮正義與否。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國家行為不能完全以本國文化價值觀進行判斷和決策，要考慮能否為不同文化的國家或地區所接受。價值的內涵與文化息息相通。個人或國家衹從自身的價值觀出發與他人或他國打交道，缺乏理解與包容，則衝突不可避免。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追求的價值均衡旨在化解利益衝突。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萌發和根植於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充分說明，無論是物種、技術，還是資源、人群，甚至於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斷傳播、交流、互動中得以發展、得以進步的。”④文明交流與進步可以替代文明衝突和消亡。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如何通過交流融合、價值均衡實現雙贏多贏、共同發展。價值本身在人類發展過程中是歷史性的，其內涵始終在變與不變之間演化。傳承、融合、創新、引領，是價值演化的一般路徑。
（三）研究對象主要是基於不同文化區域的特殊規律
在歸納總結一個具體國家或地區、具體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後，才研究這種特殊規律是否適用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不同文化區域存在不同價值觀念，從而存在不同發展規律與歷史路徑。新時代人文經濟學不是用西方經濟學的視角和方法分析文化現象或經濟規律，而是通過獨具特色和優勢的理論視野與新範疇新表述來歸納和演繹不同文化影響下的發展規律與政策方向。重視研究特殊規律是包容開放的態度，一味推廣普世價值是盲目自信的表現。
文化分特殊性文化與普遍性文化。“特殊性文化”是不同社會群體的獨有特徵，未必在各個群體都會出現或普及，例如中國人用筷子、說漢語，美國人用刀叉、說英語。特殊性文化最初源自各個社會群體特殊的生存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不同的初始條件加上人們行為方式的路徑依賴，形成後來該群體較穩定的特殊性特徵。特殊性文化不存在先進、落後之分，但它是一個社會群體自我認同的內在力量。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特殊性文化”時，秉持平等態度，以文化交流超越文化隔閡，以文化互鑒取代文化衝突，以文化共存包容文化優越。“普遍性文化”是各個社會群體都會具有的特徵。例如世界各民族都會使用工具，而且工具發展大體都經過了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等歷史階段，衹是不同民族或早或晚。普遍性文化代表著一個社會群體的發展程度。從馬車到汽車，從弓箭到槍炮，從采獵到農耕，這些文化特徵標志著文明的進步，也是大部分民族都經歷過的文化演進。普遍性文化存在先進、落後之分，具有強傳播性。先進文化對經濟發展起正向促進作用，落後文化起阻礙、破壞作用。物質水平的提升促進精神道德水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傳統的西方經濟學主要研究物質利益，新興的人文經濟學在研究經濟發展的同時，更重視精神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富民厚生、義利兼顧，以及精神文化對物質文化的作用。不同文化孕育不同的個體與集體關係，產生不同的協調方式以及不同的行為模式與政策出發點。文化不是真空存在，人類與自然是互動的，不同空間裡存在人與環境不同的演化規律與文化認知，塑造出不同的生態觀念。因此，基於經濟與文化、微觀與宏觀、文明與生態的關係，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最為關注的不同文化區的規律與主題分別是：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個體與集體的關係、人類與環境的關係。
（四）研究方法兼顧人文主義方法與實證主義方法
實證主義的研究對象更多是具有確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的客觀自然現象，是自然科學最本質的方法論基礎。與實證主義相反，人文主義不強調普遍性，而是強調個別性和主觀性，其研究的現象很多是不可重複的，其成因有獨特的背景和影響因素。由於人類社會的很多現象與行為不具有可重複性，人文主義方法往往衹提供具體案例的特殊規律的解釋，回答個人或集體行為的內在依據。社會現象中，通常人的思維、情感、意志與行動等具有非確定性、個別性和非量化性，無法被客觀地加以解釋和解析，這時人文主義的理解是社會科學的最本質的方法論基礎。當然，有時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也符合科學研究條件：普遍存在的客觀性可以通過一定的科學方法進行實證、且人類有能力開發或設計出相對應的科學方法。此時可以運用具有客觀性和可重複的實證研究方法，對可信數據和材料進行量化分析，并通過公開的學術討論建構關於此類社會現象解釋與應用的一般理論。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兼顧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兩種方法，在量化研究的基礎上使定性研究更加豐富、生動和可靠，提高研究內容的精確性，在科學化基礎上突顯人文意義和價值內涵。
西方經濟學單純重視實證方法，但精緻的邏輯體系和數學模型構建起的公式化世界卻忽視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科學其本身應該具有的感性因素和人文屬性，從而未能很好地解決“人”的問題。研究工具無法替代價值判斷，理論模型不能視為普世真理。人文主義方法也有演繹推理，但更強調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針對性的規範方法，重點觀察研究對象的特性與共性的統一。人文主義方法注重“整體式”研究，采用系統化思維，認為宇宙萬象息息相通，不能離開環境孤立地分析人類的行為，不能用靜止的思維看待人的選擇，不能以“物”為中心強調理性從而導致人性的喪失，這都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在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的產物，必然具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顯著特徵。馬克思主義對異化的批判和“人”的全面發展學說也是一定視角上的人文主義方法論。馬克思主張，“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⑤人文主義方法接續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人文精神。中國傳統思想中有濃厚的人文主義思想，而儒家思想的人文色彩尤為典型。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就是在倡導人的定位不應該衹是單一功能的器具，而應該有更多內涵和素質的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因此共同塑造出人文主義方法的新學科理論應用。未來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無論從內容的深度和廣度方面，還是研究方法的多元與綜合方面，都會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基礎上不斷拓寬，并朝跨學科與應用化的方向發展。
三、新超越：人文經濟學的視角與目標
一切劃時代的理論，都是滿足時代需要的產物。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展現出人類社會新實踐對理論創新發展的思維方式突破與人文價值貢獻，在研究視角、研究目標、研究領域等方面完成了對傳統西方經濟學的超越。
（一）研究視角是系統思維而非綫性思維
人文價值與經濟行為互為因果，有機統一，而非單向的決定與被決定關係，最終達到合理的均衡，且這種“合理”與“均衡”是動態變化的。這是系統思維的結果。系統是由若干要素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且超出各要素功能相加的有機整體。在人文經濟學的系統視角中，個體與集體都是更大系統的組成部分。每個行為主體的選擇均會對系統產生影響并受到系統制約，因此主體進行選擇時會自覺考慮相關影響與制約，從而經常會主動放棄最大化的方案，尋求某種均衡，表現出非綫性思維，各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強烈的整體行為，行為主體目標由最大化轉變為均衡化，更貼近現實。西方經濟學的推導過程更多的是綫性思維，雖然邏輯性強，但綫性思維下，各子系統間顯得缺乏關聯，難以理解事物的真實運作，行為主體在最大化目標下往往不考慮其他要素的反饋機制。二者各有利弊：綫性思維方式有助於深入思考，探究事物的關鍵因果；非綫性思維方式有助於拓展思路，看到事物的普遍聯繫。從研究視角看，綫性思維認為非綫性一般都可以簡化為綫性來認識和處理，這種方法雖然有利於提高認識的效率，但常常為了追求簡單性和便捷性而拋卻事物的複雜性，會得到一種“假象式”的認識結果。真實的情況中很多因素都是難以預測的，要更貼近現實，經濟學的研究思維就必須向非綫性靠近。綫性思維的哲學基礎是假設現實世界本質上是綫性的，非綫性衹是一種擾動因素；非綫性思維的哲學基礎則是假設現實世界本質上是非綫性的，綫性因素衹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簡單情形。綫性系統的特徵是存在因果開鏈，非綫性系統的特徵是存在因果閉鏈。綫性思維按照綫段式因果關係思考，非綫性思維按照環狀或網狀因果關係思考。經濟系統發展的本質是非綫性相互作用，體現為要素間的排斥和吸引、競爭和協同。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系統不同層次之間，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內部要素之間，發生非綫性作用，推動系統演化。西方經濟學運用綫性思維模式在促進經濟學發展與世界經濟增長演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但也因綫性思維的不足在實際運用中產生理論盲區和政策困境。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系統思維模式對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研究進行糾偏，將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融合處理、經濟行為與生態保護同步思考，用集體人假設取代經濟人假設作為非綫性思維的出發點，解決了西方經濟學中的不少理論悖論。這是以系統觀念構建經濟學理論的新視野新思路，也是經濟學理論發展的新範式新思維，更是人文主義視角超越資本主義邏輯的新覺悟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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