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目標是文明進步而非欲望滿足
從根本上說，西方經濟學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出發點是行為主體如何更好滿足欲望，即個人的效用最大化、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和國家的福利最大化，但追求欲望滿足并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部內容和進步方向。人文經濟學主張通過人的全面發展實現文明進步，不僅包括生產力的提升，也包括生產關係的改善，還包括天人關係的平衡，這是經濟學的超越性意涵和顛覆性創新。文明進步的標準是綜合的，可以從社會福利水平、道德價值理念、科學技術水平、生產關係性質、政治法律制度、生態環境質量等多種角度進行觀察和評估。假如一個社會比以前富足，總體上在資源約束下基本實現了社會福利最大化，做到了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滿足了西方經濟學的追求目標，但卻道德淪喪、精神空虛、缺乏公平正義善良、濫用武力、破壞生態，這種狀態仍然偏離了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所追求的文明進步。
文明進步的具體表現有三個方面的特徵：個人素質、集體關係、生態觀念。
文明進步首先體現為增進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個人素質提升。身體素質充滿活力、道德素質體現善良、工作生活幸福愉快是個人素質健康良好的標志。財富有利於健康，但財富最大化卻不是健康之源。人性是複雜而立體的，個人健康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獲得，獲得健康與幸福的方式途徑是人文經濟學的重要研究目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⑥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具有的新思維模式與新研究方向有助於克服西方經濟學的某些局限和弊病，讓研究目標回歸人性與道德，促進人的素質提升與身心富足。
集體關係包括個體之間及集體之間的關係。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認為，科技發達財力豐厚卻蠻不講理恃強淩弱的強盜行徑不是文明進步，通過公平正義的觀念與制度建立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互相尊重的友善關係才是文明進步。集體關係協調不但要有財富創造能力和文明創新能力，還要有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這是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重要研究目標。一些西方國家在社會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內部長期存在貧富懸殊，外部霸淩和打壓競爭對手，均是集體關係不協調的表現。人文經濟學研究如何發揮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實現共同富裕，處理好效率和公平關係，構建起市場力量主導的初次分配、政府力量主導的再分配、道德力量主導的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在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造和積纍社會財富的同時，防止兩極分化，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集體內部協調發展。同時研究如何通過對話協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交流互鑒，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的國際關係，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世界各國集體之間和平發展。
生態觀念是人類社會不同時期不同文化區對待自然的不同態度。生態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天人合一”理念，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渾然一體，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人的全面發展，離不開人類生存的良好自然環境。生態和諧要求堅持系統觀念，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出發，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將西方經濟學中的大量外部性問題轉化為內部性因素，讓制度約束和道德約束成為生態和諧的運行雙軌。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辯證統一、相輔相成。建設生態文明、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不僅可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動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這種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才是文明進步的表現。
（三）研究領域是人的行為而不僅是資源配置
人不僅是勞動者，也是消費者，是社會演化與自然演化的主角。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研究領域，除了人力、物力、財力等物質資源和技術、藝術、觀念等非物質資源的配置、消費與更新外，還有在人與自然的循環運動過程中，行為主體為適應生存和發展需要而產生的各種行為的特殊規律。具體包括個體行為、集體行為、人類行為三個層面，這些領域的研究內容離不開當前生產力、生產關係、生態環境三個方面的加速演化背景。
個體行為方式取決於特定生產力水平下的文化環境與個體觀念。作為推動人類文明不斷向前發展的根本性因素，生產力是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和生產資料相結合而形成的作用於勞動對象的能力。人是生產力構成要素中最革命、最能動、最活躍的要素，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內在尺度。人類歷史上，生產力每次出現重大飛躍都會重新定義“人”與“物”的關係，人的行為方式也會出現重大改變，會伴隨新的生產水平出現新的行為方式。農業革命讓人馴化了動植物，工業革命讓機器取代了人力和畜力，當前的數字革命讓人工智能部分取代和超越了人的智能。生產資料出現突破性變革，商業模式和人際關係隨之出現根本性變化，人的觀念與交往模式也必然出現適應性調整。同時，人不斷從生產中解放出來，對全面發展的需求越來越高，從事職業與行為方式也日益複雜。在此背景下，新時代人文經濟學運用人文主義方法研究不同個體的行為動機與實施結果，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新階段對理論創新和研究內容的新要求。
生產力進步反映在個體行為與思維方式的變化上，要求經濟學理論從更高層面更新情況研究個人行為模式。工業革命背景下的西方現代化片面追求物質財富，使人淪為資本增殖的工具。與此相對應的西方經濟學根據當時主流的個體行為與思維方式特點，將理性精神片面定義為工具理性的計算思維，將價值觀念窄化為功能主義與功利主義，將社會倫理抽象為個人主義與經濟人假設。工具理性、功利主義、個人主義的片面發展構成了西方經濟學中主體行為的基本模式。相較而言，數字革命背景下的中國式現代化追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生產并非基於資本邏輯而是基於人的邏輯，精神滿足并非基於個人邏輯而是基於集體邏輯。與此相對應的人文經濟學觀照中國式現代化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研究個體行為與集體行為的關聯互動。如今，基於信息技術興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以大數據、互聯網、雲計算、區塊鏈及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正在深刻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塑造新的文明形態。新質生產力是生產力發展的高級形態，是生產力和科技進步的產物，是創新起主導作用的先進生產力質態。作為新質生產力構成要素的勞動者，如何具備最新生產力水平下的創新能力、集體意識與文化精神是人文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
集體行為方式取決於以生產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形態與意識形態的演化。生產關係和生產力辯證統一於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發展促進文明形態和理論思想的更新，從而影響集體之間、特別是國際關係的指導思想。新質生產力的出現要求通過生產關係變革創造出更多創新性勞動者，而新型生產關係的出現不僅使勞動者從片面發展轉向全面發展，還對處理集體之間關係提出共贏共生的理念。傳統的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本等具有排他性，而數智化的生產工具和數據要素更多具有公共產品屬性，較少或不具有排他性。新質生產力推動的資源共享和協同創新集中表現出一種社會融合效應，這要求在所有制形式上進一步實現數智化生產資料和數據要素的共享和融合。在西方現代化階段，實行以社會化的機器大生產為物質條件、以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有制為主要特徵的生產方式，每個人、每個國家都將其他人、其他國家視作實現自我目的的手段與工具。因此西方現代化產生了以原子化個體為基礎的、孤獨的大衆社會，和以本國利益為優先的衝突式、碰撞式的國際關係。貨幣、資本與市場衹是社會經濟結構的中介，人與人之間、集體與集體之間缺乏友愛互助的集體精神和包容利他的交往方式，并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異化、陌生化、冷漠化，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安全感下降、衝突性增加，甚至爆發世界性戰爭。在中國式現代化階段，保持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本特徵的生產方式，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目標。資本活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依法進行，資本無序擴張受到遏制。貨幣、資本與市場缺陷受到有效約束，個人、集體與人類利益得到協調保障，平等、和諧、互助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正在逐步形成。新時代人文經濟學需要研究新的生產關係下集體的行為模式與價值理念，個體與集體、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個人價值與共同價值的關係。
集體價值理念離不開文化土壤。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誕生於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主義中國，其文化基礎有兩方面：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二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兩者所蘊含的集體主義哲學思想是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文化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辯證思想，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還有貴和尚中、謙和好禮、誠實守信、修己慎獨、見利思義、精忠愛國等集體主義文化內涵。中華傳統文化“主張以道德秩序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關係中以他人為重。倡導交通成和，反對隔絕閉塞；倡導共生并進，反對強人從己；倡導保合太和，反對叢林法則”。⑦中華文化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馬克思同樣主張要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衹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⑧“既然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那就必須使個別人的私人利益符合於全人類的利益。”⑨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就是實現人的解放，建立“真正共同體”。這兩種文化基礎的特質與融合是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和內容。
人類行為方式取決於人與自然的關係理念、生產方式改變及生態環境變遷。工業化、全球化初期，隨著生產力的巨大釋放和生產關係的劇烈變動，人類在自然面前信心高漲，“征服自然”成為衆多理論和學科的前進方向。信息化、智能化時代，人類更加認清破壞自然對自身的負面影響，“保護自然”日漸成為各種理論與學科的基本原則。在此背景下誕生的人文經濟學具有天人合一、順應自然、生態和諧的綠色理念，與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相關。隨著生產力發展，人類勞動對象在廣度和深度上發生了極大變化。從廣度上看，科技創新延伸了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範圍擴展至深空、深海、深地等領域；從深度上看，勞動對象向網絡化、智能化、數字化快速發展，信息、知識、數據等都轉換成為新的勞動對象。人與從有形到無形的自然結合愈緊密，人對自然的理解愈深刻，人類行為愈發尊重自然，追求融合發展。在生產關係方面，隨著人類社會進入數字經濟時代，萬物互聯使各類產業活動的邊界逐漸變得模糊，區塊鏈技術正在解體以往人類歷史上以中心-層級控制為特徵的組織關係，數字平台加速了人們網絡活動的商品化過程、勞動技能的數字化過程、勞動方式的平台化過程、用戶集體智慧的無酬勞動化過程，逐漸重塑以人民至上性、社會融合性、集體協作性和分配多元性為特徵的人類新型和諧勞動關係。政府角色從曾經的控制中心和“守夜人”角色轉變成為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引導者與協調者。政府大力倡導和規範綠色健康生活方式，通過綠色科技不斷完善綠色基礎設施。通過強化低碳零碳、資源循環、環境治理、生態修復、數字環境、智慧決策等領域前沿技術攻關，發展綠色生產力。通過鼓勵綠色消費、綠色能源替代、綠色產品、綠色出行、綠色居住等，引導大衆形成厲行節約的崇尚生態文明的社會風尚。
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生態倫理思想和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基礎上。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天人合一與道法自然的價值理念，主張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和發展共同體。發展生態文明，應當順應而不是違逆自然規律，合理開發和利用而不是肆意掠奪和破壞自然。馬克思主義自然觀方面，恩格斯說過“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⑩馬克思重視發揮人的本性和集體智慧與自然協調：“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⑪當代馬克思主義也認為，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堅持把綠色低碳發展作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質量發展的綠色底色。”⑫如何在經濟發展中促進綠色轉型、在綠色轉型中探索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人類文明發展道路始終是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
四、結論
理論是實踐的總結和抽象。實踐的發展必然要求理論的更新與創新。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勃興是人類社會實踐向前發展的時代要求。經濟學研究需要由“物”向“人”、由“財富”向“精神”轉變。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實踐總結。深入研究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將為中國未來發展提供新理念、新範式和新路徑。
新時代人文經濟學以“集體人”假設為理論前提，認為個體行為衹有同時符合個體與集體利益的選擇才是理性的和正確的。“集體人”追求價值均衡化，而非利益最大化。價值本身在人類發展過程中是歷史性的，其內涵始終在演化。在理論上，價值均衡對西方經濟學進行糾偏，回歸經濟增長的人本主義方向，將人的價值而非物的效率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關鍵指標。在實踐中，價值均衡有助於限制市場經濟活動中的物欲主義和功利主義，將人文價值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內生動能，影響經濟增長模式與人類發展理念。與西方經濟學相比，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研究以系統思維替代綫性思維，以自覺平衡替代自發平衡。這是經濟學理論發展的新範式新思維，是以人文主義視角超越資本主義邏輯的新覺悟新選擇。
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研究目標是文明進步而非欲望滿足。西方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如何實現個人效用最大化、企業利潤最大化和國家福利最大化。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如何通過人的全面發展實現文明進步，包括生產力提升、生產關係改善、天人關係平衡，這是經濟學的超越性意涵和顛覆性創新。文明進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個人素質、集體關係、生態和諧。對應的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領域是個體行為、集體行為、人類行為。這些研究領域的內容離不開生產力、生產關係、生態環境的加速演化背景。數字革命時代，生產資料出現數字化、智能化等突破性變革，商業模式和人際關係出現根本性變化，人的觀念與交往模式出現適應性調整。新型生產關係的出現不僅使勞動者從片面發展轉向全面發展，還對處理集體之間的關係提出互贏共生的理念。生產方式改變及生態環境變遷，深刻影響著人類行為方式的改變。因此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個體與集體的關係、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將是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的重大主題。
注釋：
①習近平：《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②《馬克思主義著作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③[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高鴻業等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
④習近平：《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⑥[印度]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王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3頁。
⑦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5頁。
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頁。
⑫習近平：《以美麗中國建設全面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求是》，2024年第1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7月號，總第331期，P33-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