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能源政策裂解社會信任，治理困境日益加劇
1.能源政策正當性流失，社會共識逐漸瓦解
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初，島內支持“2025非核家園”的比例高達六成，“非核家園”一度被塑造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但隨著政策代價不斷顯現，民衆對能源轉型績效的質疑不斷纍積，社會共識的裂解逐步轉化為制度層面的抵制與否定。2018年以來，民間團體陸續發起“以核養綠”“反空污”“反深澳”等多項公投案，均獲過半支持，多家民意調查亦顯示，當前支持“非核家園”者占比已不足四成，表明島內“非核”共識已遭受實質性瓦解。“非核家園”政策在島內所引發的社會反彈已超越技術層面，演化為泛政治化的對抗與社會撕裂，“非核”與“擁核”之爭成為民衆重新審視能源政策的焦點，民進黨推動能源轉型的政治基礎與制度韌性正遭遇系統性危機。
2.能源開發引發地方矛盾，激化社會衝突與抗爭
為彌補核電除役後的電力缺口，民進黨當局加快推動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然而相關工程在推進過程中頻繁觸及生態保育、土地使用與居民權益，激發強烈“鄰避效應”。台南、高雄、彰化等地的多起再生能源開發項目，因民衆抗議或地方政治阻力被迫延宕、縮減甚至終止。同時，火力發電布局長期失衡進一步加劇區域矛盾，在長期“南電北送”格局下，南部承擔主要火電任務并飽受空氣污染，高雄、台中等地接連爆發抗議，批評台當局“用肺發電”，要求重新檢討區域能源配置。這一系列衝突凸顯民進黨當局在環境保護與能源開發之間缺乏有效統籌與平衡，政策執行陷入地方博弈與信任危機，治理困局日益加劇。
三、民進黨“2025非核家園”能源治理困局剖析
（一）以意識形態取代技術理性：“2025非核家園”政策邏輯的制度性扭曲
“2025非核家園”政策所暴露的根本問題，在於其長期由意識形態主導、技術理性缺位的政策邏輯。民進黨將價值理念與意識形態訴求過度嵌入能源政策全過程，導致政策路徑封閉、協商機制弱化與糾錯能力失靈，成為台灣能源治理與風險積纍的制度性根源。
1.民進黨將“反核”意識形態內嵌於能源政策，壓制科學評估與技術理性
自1987年創黨以來，民進黨即將“反核”與“民主”“環保”等進步價值進行政治綁定，使核電議題高度符號化、政治化。根據薩巴蒂爾（Paul Sabatier）提出的“政策信念系統”理論，政策制定者常以核心價值信念而非經驗性技術作為政策選擇依據，進而形成制度性路徑依賴。⑬民進黨的能源政策正是建立在“非核”這一意識形態基礎之上，將其作為政策合法性來源，通過制度建構不斷複製與固化這一價值體系，排斥技術評估與理性修正。在“2025非核家園”政策設計中，民進黨未就電力系統冗餘、綠能替代的成熟度與能源轉型時序進行系統性技術評估，而是直接設定“2025廢核”政治目標，形成典型的“去技術化”政策邏輯，致使能源轉型脫離現實條件，轉型陷入困局。
2.民進黨架空專業機構與協商機制，排斥技術反饋與政策討論
蔡英文執政以來，“非核家園”政策被視為其意識形態和行政權主導下的核心目標，執行路徑脫離專業體系與技術審議機制。如核一、核二電廠如期除役，核三延役程序遭凍結，均係行政命令強行推動，缺乏風險模擬或能源系統的調度壓力評估等基礎性技術論證，展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剛性。在面對能源事故、電價上漲等警訊時，民進黨當局仍拒絕重啓政策評估與路徑修正。而且，民進黨當局還壓制專業團體、能源學者與產業界的政策參與空間，即便在“以核養綠”公投中有超過半數的民意支持核能，其轉型路徑亦未得到任何實質性檢討。這種自上而下的決策結構缺乏制度化的技術反饋與公共協商機制，使能源政策淪為政黨意志延伸的工具。
（二） 以“非核”導向取代多元化布局：“2025非核家園”轉型路徑的結構性僵化
民進黨當局將“非核”確立為政策主軸，使轉型路徑趨於單一與僵化，違背了“多元演進、協同替代”的基本轉型邏輯，削弱了能源系統的彈性，誘發新的結構性風險，陷入更深層次的治理困境。
1.“非核化”轉型路徑，違背能源轉型多元化演進的基本邏輯
國際能源轉型理論指出，能源結構重塑核心原則在於“多路徑并存、階段性耦合、技術競合與制度調適”⑭。然而，民進黨主導的“非核化”轉型路徑明顯違背上述邏輯，不僅過早設定“2025全面廢核”這一剛性時間節點，強行剝離核電在能源體系中承擔的基礎負載功能，而且忽視了現實中再生能源尚不成熟、系統整合能力不足等關鍵條件。這種“單一路徑—強制替代”的轉型路徑，壓縮了能源系統維持穩定運行所需的緩衝空間與應變彈性，凸顯民進黨能源轉型路徑存在的結構性僵化與治理盲區。
2.“以氣替核”的路徑鎖定，違背能源轉型風險分散原則
在“非核”政策導向下，天然氣被迫承接核電退出的缺口，成為主導能源，使得島內能源系統在功能上形成單點集中的趨勢，在結構上形成對天然氣的高度依賴和路徑鎖定。但事實上，台灣天然氣高度依賴進口，且面臨國際地緣政治變動與氣候災害干擾的雙重不確定性，“以氣替核”的路徑必然造成新的安全隱患。根據風險社會理論，⑮現代能源體系必須具備結構冗餘、來源多元與戰略自主三大要素，方可有效應對外部衝擊與系統風險。然而，民進黨當局既未建立核電、再生能源與火電之間的互補協同機制，也未保留核電作為過渡性能源選項，致使能源結構陷入高度依賴天然氣的危局，違背全球能源治理對風險分散的基本要求，反映民進黨在能源轉型路徑選擇上的結構性僵化與戰略短視。
（三）以碎片化治理取代制度協同：“2025非核家園”執行機制的系統性失調
民進黨當局在“2025非核家園”政策執行層面呈現“權責分散、工具脫節、反饋失靈”等典型的碎片化特徵，使能源轉型在操作層面失去應有的協同性，治理效能下滑。
1.決策體系條塊分割，跨部門協調機制缺位
民進黨當局在執行“2025非核家園”政策過程中，未構建有效的跨部門協調機制，能源轉型由經濟、能源、環保、電力等機構分散管理，形成“部門分治、統籌乏力”的治理格局。尤其在再生能源開發、天然氣替代、智能電網建設等關鍵環節中，政策設計與執行節奏明顯錯位，如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的擴張與電網接入能力不匹配，天然氣接收基礎設施建設滯後於核電退役時間表等，政策執行過程中普遍存在治理體系的結構性斷裂與協調不足的狀況。以“治理網絡理論”的視角，在高度複雜的政策環境中，缺乏有效的跨機構協調機制，治理不可避免地陷入碎片化與低效運作。⑯
2.政策工具運作脫節，系統聯動與修正機制失靈
“2025非核家園”在政策工具的部署與執行路徑之間呈現明顯脫節，再生能源的補貼、電價機制、應急響應等關鍵政策工具之間缺乏統籌協調與聯動，導致政策目標難以有效轉化為具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呈現各自為政的碎片化格局。例如，再生能源補貼政策加速電力擴張，但未能同步配套儲能建設與調節性電源部署，造成電網接入瓶頸；電價機制長期凍結，未能有效反映電力成本與供需狀況，導致市場信號失真與資源配置失效；電力事故頻發，政策響應多屬事後補救，缺乏常態化的評估與有效的反饋通道。由於政策執行過程中系統協同與制度修正失靈，難以形成有效的政策治理閉環，最終導致其能源轉型的執行效能遞減、社會信任滑坡。
結語
“2025非核家園”政策的核心問題，并非單純的技術路綫的優劣，而在於制度邏輯存在結構性誤區。從價值層面的意識形態主導，到路徑選擇中的僵化，再到執行機制的碎片化失調，民進黨當局構建出一個既封閉又失靈的能源治理體系，加劇系統的脆弱性。台灣的能源轉型若要擺脫困局，唯有回歸理性，推動多元路徑協同，方能重建能源系統的韌性、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注釋：
①Della Porta, Donatella. Social Movements in Times of Austerity: Bringing Capitalism Back into Protest Analysis. Polity, 2015.
②《能源轉型白皮書2017》2017年6月13日，https://energywhitepaper.tw/pdf/1091118_energy_whitepaper.pdf。
③④⑨《能源統計月報》2025年3月，https://www.esist.org.tw/newest/monthly?tab=%E8%83%BD%E6%BA%90%E6%8C%87%E6%A8%99。
⑤《台灣能源安全指標》，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2024年12月，http://rcted.ncu.edu.tw/esi.asp。
⑥台灣電力公司網站，https://www.taipower.com.tw/。
⑦《台經社論：我國能源部門減碳策略之建議》，台灣經濟研究院，2025年1月9日，https://www.tier.org.tw/comment/tiermon1000.aspx?GUID=705b84a1-3d5e-473c-9d1a-9d5625915bf5。
⑧《風評：非核家園來到，天堂還是地獄？》，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537463。
⑩《台灣溫室氣體排放清册報告2024》https://www.ema.gov.tw/topics/sanitation-worker-support/3723.html。
⑪⑫《工商社論：無碳基載電力告終 審慎因應供電挑戰》，《工商時報》，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cn/opinion/20250517000142-262113。
⑬Sabatier, Paul A. (1993). Policy Change and Learning: An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⑭Geels, F. W. (2011).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 o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Responses to Seven Criticism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1(1), 24–40.
⑮Goldthau, Andreas & Sovacool, Benjamin K. (2016). “Energy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Interpretative Frames: Shale Gas Fracking in Eastern Europ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6(4):50–69.
⑯Biermann, Frank et al. (2009).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rchitecture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9(4), 14–40.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8月號，總第332期，P92-9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