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魯迅經典作品中是怎樣體現他的“立人”思想呢？
張夢陽：魯迅“五四”前夕開篇的第一文《狂人日記》，就是最好的文學體現。他在該文中所說的“吃人”，其實並非肉體上相吃，主要指精神上的相“吃”——互相奴隸，互相傾軋。如他在《燈下漫筆》中所說：“‘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麼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所以，魯迅追求著既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主的“第三樣時代”，呼喚著“真的人”！《阿Q正傳》實質上也是對“真的人”的尋求，希望人們不要做阿Q那樣的顢頇、糊塗、盲目的“本能的人”，而要不斷地反省自己，升華為理性的“自覺的人”。魯迅對精神勝利法的批判，從廣義來講，是對人類普遍弱點的深掘，使阿Q進入了堂.吉呵德、奧勃洛摩夫等等世界文學典型人物行列，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描繪人類心靈的全部隱秘”的“人身上的人”。其他經典篇目《孔乙己》、《祝福》、《在酒樓上》、《傷逝》以及雜文《論雷峰塔的倒掉》等，連同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中對《紅樓夢》的評論，其實也是在寫人，或以寫“真的人物”為文學的最高標準。魯迅是永遠站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底層群眾一邊，為他們能夠爭取到“‘人’的價格”，與封建專制者和偽善的“紳士”們做著不屈不撓的鬥爭，也對阿Q之類被壓迫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為提高他們的人的意識、人的覺悟而不懈地努力著。魯迅這時的本原思想實質是《我們怎樣做父親？》中所說“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也就是建立幸福、合理的人的社會。所以從“立人”思想出發，就會更深地理解魯迅的本意，避免誤讀。
記者：可是有人並不像您那樣看，他們認為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思想本身就是錯誤的，是接受了外國特別是日本版的中國人觀念，以精神貴族的思想改造老百姓的靈魂。
張夢陽：是有這樣的觀點，並且有些學者對之加以“理論”化了。北京大學南門的風入鬆書店最近關閉了，我感到非常遺憾，因為過去我是每周必去的。最後一次去買的最後一本書是薛湧著的《學而時習之——〈論語〉研究之一》，這位北大畢業，又到美國讀博士、任教的學者，在此書序中說：“魯迅的《阿Q正傳》，可謂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一個奠基之作”，是魯迅在日本看殺中國戰俘的幻燈片之後，“受了刺激和影響，接受了日本版的中國人的觀念，創造了阿Q的形象”。救治老百姓的冷漠，“並不是靠魯迅這樣的精神貴族來改造老百姓的靈魂。正相反，這些精神貴族應該少過問老百姓的事務，應該讓老百姓自己來組織自己的生活。”這部書很厚，價格不菲，大部分對我也無大用，然而為了這幾句話，我購買了它。
記者：您是終生研究魯迅、崇敬魯迅的，倒為了幾句貶損魯迅的話，購買了這部厚書？
張夢陽：越是研究魯迅、崇敬魯迅，就越是應該注意傾聽那些批評魯迅的意見。看過薛湧先生的書以後，感到他並沒有細讀魯迅的書，是想當然地對魯迅作品下論斷。與他的理解相反，魯迅恰恰是反對專制主義、主張人的覺醒的。一個民族的覺醒，當然需要有先覺者的呐喊，不可能是誰都不說話，自己只管自己，就實現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