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從哲學上說，管仲這一論斷的正確性，僅僅在於看到了物質對精神、存在對意識的決定作用。由存在到意識，由物質到精神，畢竟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反映過程。
先說第一層。“倉廩實”何以見得一定“知禮節”？“衣食足”何以見得一定“知榮辱”？如果不是抬杠，“飽暖思淫欲，貧寒起盜心”，不也是一種“存在決定意識”或曰“物質變精神”麼？
再說第二層。2010年，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毋庸置疑，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較大提升。在小悅悅事件中，所有的當事者，包括肇事司機與冷漠路人，就他們的經濟地位而言，“倉廩實”可能不好說，但至少不低於“衣食足”的水平，然而，他們卻並沒有必然地“知禮節”和“知榮辱”。反之，為小悅悅伸出援手的陳賢妹，一位經濟地位相對較低的拾荒阿姨，反倒體現了較之前者更高的道德水準。由此看來，在管仲的學說中似乎缺少了什麼，以致損害了這一論斷的完整性，並進而否定了從物質到精神、從存在到意識的相關性與決定性。在哲學史上，作為唯物論的認識論，一向就有機械論與反映論的分野。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決定精神，既不會正比效應，一一對等，也不會吹糠見米、立竿見影，這裡有一個“從物到感覺到思想”（恩格斯語）的複雜過程。管仲這一論斷之缺憾，即在於他未能明確地指出這個不可繞過的反映過程。
孟子，名軻，戰國時期的思想家與教育家，魯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物質決定論”或“存在決定論”上，似乎與管仲殊途而同歸。他在闡述治國之策時指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孟軻晚於管仲300多年，儘管他們有著齊文化和魯文化的不同背景，但在哲學上，似乎又一脈相承。在管、孟二人的理論裡，所謂有“恒產”，大抵與“倉廩實”和“衣食足”不分軒輊，而所謂“有恒心”，似乎與“知禮節”和“知榮辱”不相伯仲。孟軻在《梁惠王上》中論述道：“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由此可見，孟軻和管仲一樣，也意識到經濟基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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