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西都市報》駐瀘州記者楊元祿是白連春的小學同學兼鄰居，還曾在他患艾滋病情緒低落時屢次對他開導，結果也被白連春用文字攻擊過。他說，“大概他的文學夢太深了，就會把客觀事實和自己的文學想象混淆起來。有時會誇大。”
白連春自己也引用錢代富的一句話，自嘲是“分不清文學和現實的人”。他承認自己會犯這個毛病。比如那個帶他賣血的老頭，其實是過了幾天才死的，而非他小說中所述那般，死在與他見面的當天夜裡。
然而，他們並不責怪白連春。如白聯洲所說，“一切喜愛連春作品、知曉連春多重人格、感受連春不諳人世的善良人，在遭遇連春‘不社會’的言行傷害時，也會、也能包容連春。”
至今，他仍在自己的博客上分章貼出白連春寫的小說。
他這個身份有點兒敏感
白連春的生活很有規律。
每天四五點鐘起床，打開電腦寫作自己的那部自傳體小說。他的桌面是一部美國電影的主角，因為“他是個英雄，怎麼打都打不死”。九點，煮一個雞蛋或是三個湯圓，去附近的公園遛彎兒兩個小時鍛煉身體。中午回來做面條吃，手機隨即關機。下午一邊聽歌，一邊看投給《北京文學》的來稿。“這篇稿子讓我不太舒服，他是直接投給領導的。當然，如果文章確實好，我還是會推薦。”他指著說。
他還是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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