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很典型的那種農村文學青年，出身貧苦，當兵退伍。高中時寫作文經常被語文老師當成範文朗誦，性情也頗為孤傲，經常一個人坐著忽然唱歌，《假如你要認識了我》等等。好多年裡他連字典都不會查。由於兒時教育質量不佳，他至今不會拼自己的名字。
25歲時，白連春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一組九首詩歌，《一個農民寫他自己的莊稼》。並由此在四川詩壇小有名氣。從長遠而言，他的一生都就此被注定了。
60歲的原瀘州市文聯常務副主席錢代富回憶：1992年初，他聽說有個白連春在《人民文學》發表了詩歌，大為吃驚，因為“從改革開放至今，還沒有一個瀘州人在這種國家級刊物上發表過文字”。他去農村找白，發現白住在一間茅草屋裡寫詩，用一個墨水瓶改裝的煤油燈照明。因為交不起200塊錢，家裡沒有通電。左鄰右舍的農民送給他一個稱呼：神經病。
沒有人知道，此時艾滋病的陰影或許已經籠罩在他頭上。
在一部自傳體小說的第六章《河南省》中，白連春詳細地回顧了自己染上艾滋病毒的經歷：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上半期，他為了尋找一個被人販子拐賣到河南去的幹妹妹，在河南農村找了整整三年，在河南生活的時間將近八年。一個當地老頭教他，生計無著可以賣血維生。他就這樣賣了幾十次血。
“有時候血頭不給我們回輸血球，有時候回輸：用瓶子給我們回輸，幾個人排隊一個一個挨著回輸。有幾次，賣血人實在太多了，血頭用桶：木桶；塑料桶，黑色塑料桶，或紅色塑料桶，給我們回輸血球。”
北京佑安醫院醫生張可撰寫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調查報告》顯示，在當時的河南，這是場“以血致富”的大運動，從15歲到60多歲的農民紛紛加入進來。50歲以上的人，為了參與獻血，把白發染黑；年齡小者，謊報年齡。當時農民流行的口號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最後感染者可能超過30萬人。
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血球回輸。張可說：當時血站只要具經濟價值高的血漿，不要血球；一般來講，血球占血液總體積在1/3左右，由於采集量很大，血球成了處理難題。血站在巨大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想了一個一舉兩得的“好辦法”，即把同種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輸給獻血人員，回輸的同時還可以少給獻血員5元錢。“這樣一來，同種血型只要有一個H IV感染者，其他人員大部分將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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