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走向現代文明的過程，應該是強化社會責任感和責任意識的過程。如果只靠所謂“上帝之手”的救贖，哪怕是我們祖輩、父輩，為了走向民主、自由與富強，所付出的犧牲、鮮血，都不再有任何意義。而一批打著“精英”旗號的現代學者所推崇的西方“救贖理論”，是除了打向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這一“糖衣鴉片”之外的，又一顆“精神鴉片”。
這顆精神鴉片的核心是通過構建個體的利己主義和他虐思想，通過對社會問題的“機制解構”，通過所謂反思和詬病，通過自覺與不自覺的文化、哲學和意識形態包裝，來摧毀我們的社會責任意識。
所有謠言和社會動蕩因素，都可以從末世理論中合理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網絡屬於自我複制與傳播的特殊媒體，大量網絡上關於末世文化的聚集、消極內容的不斷沉積擴散，將造成社會信任機制的進一步缺失。
彼此缺乏信任，是社會生活中最容易使民眾感受到不安和動蕩，加上網絡謠言的促發，極易造成個體慌亂的情緒集中爆發為群體的違反常識、常理的共性應激反應。而末世理論又反證了謠言與社會動蕩因素出現的合理性。在這一悖論“成立”促動下產生的衍生文化產品，使社會責任弱化的情況下，更強化了人們的不安全感和末世情結，使人際信任這個最基本的社會責任要素，反而成了傳播謠言的最快最好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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