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達幽默地說，這或許是因為她是個小個子，當時的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見過老外，如果是一個大塊頭的西方人，或許會令人們感到富有侵略性。而她呢，“我的背影就是一個中國人，只有我轉過頭來，人們看到我的大鼻子，才會哈哈大笑。”
匯入新浪潮的洪流
1957年的中國行是一趟美好的體驗。但是在此後的近50年裡，阿涅斯.瓦爾達並沒有故地重游的願望。她知道今天的中國與當年已毫無相似之處，而她習慣於從記憶和直覺汲取養分。和新浪潮運動的其他人不一樣，1955年，瓦爾達拍攝她的電影處女作《短角情事》——一部描寫一對面臨情感困厄的男女與他們所栖身的正處於危機之中的小村莊的影片時，對電影技術甚至談不上入門。現場的拍攝器材她一竅不通，她承認當時甚至不知道導演需要指導演員演戲。片子最後是由阿倫.雷奈幫她剪輯的。並且她也沒什麼錢，《短角情事》的全部投資來自瓦爾達父親的遺產和母親的房屋抵押，片子拍完她付不起任何一個人的薪水，欠的這份薪資直到十三年後她才全部還清。
而新浪潮的其他人呢？他們起碼都是狂熱的影迷，有的還是頭頭是道的知識分子。瓦爾達回憶她與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夏布洛爾、特呂弗、侯麥和戈達爾那晚都在。他們談了上千部電影，還向雷奈推薦了各種各樣的片子，他們語速飛快，談鋒極健，坐滿了一屋子。我就像誤闖進了那個地方，覺得自己又渺小、又不學無術，夾在這幫人中間，還是唯一的女人。”
但就是憑借著狂熱的表達欲望和旺盛的創作力，瓦爾達不僅完成了這部影片，還收獲了安德烈.巴贊這樣的大影迷。後者是《電影手册》的創始人，著名的電影理論家。巴贊認為，《短角情事》在形式上有著徹底的無拘無束，由此它帶給我們在電影史上十分罕見的印象：這是一部只遵從作者理念與願望的作品，沒有任何外在的約束，這讓它顯得自由而純淨。法國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則認為《短角情事》預告了“新浪潮的最早開端”。
1961年，在度過了好幾年的經濟拮據期後，瓦爾達終於得以拍攝第二部故事片《從五點到七點的克萊奧》。影片將年輕女子克萊奧在等待癌症體檢報告的兩個小時，展現為丟棄一切外在矯飾、從死亡焦慮走向安然明淨的過程。這是一部成熟的傑作，也意味著瓦爾達這位先驅者終於匯入新浪潮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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