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洋表示，雖然國際法規定了掠奪文物應物歸原主的原則，可實際上掠奪文物如何界定，以及如何追溯追索都難以操作。正因為如此，圓明園銅獸首最終還是通過贖買的方式來進行，法治途徑和國際道義，在高度市場化的西方國家幾乎沒有意義。可見，國家文物局真的是難以禁止海外拍賣行拍賣中國文物。
2010年，圓明園管理處在紀念圓明園罹難150周年之際，曾向全球發出抵制文物拍賣的倡議書，但兩年以來，圓明園流失文物多次現身各大拍賣行，倡議書實際已變成一張廢紙。
國內法鞭長莫及，國際法沒有意義，中國文物監管尚面臨多重困境
國內法鞭長莫及，國際法沒有意義，中國文物監管面臨的還不僅僅是這兩種困境，還有更加多難的尷尬。
一是若強力介入，不管是通過政府交涉、輿論撻伐甚至是法治維權，從以往的經驗看都收效甚微。而且，拍賣行也希望中國方面維權，特別是借中國之口，凸顯拍品的“圓明園”標簽，期望拍出更高的價格來牟利。以圓明園銅獸首為例，牛、虎、猴、豬、馬5件青銅獸首，由於拍賣前中方的抗議，無形中給這些拍品做了免費廣告，以至於愛國人士不得不花巨資搶救回國。
二是海外拍賣公司，借助中國揚名，無論佳士得還是邦瀚斯，他們雖為世界級的拍賣業巨頭，但是其明知拍賣圓明園文物會激惹中國憤怒而強為之，除了靠中國的憤怒可以揚名，又可以提振其公司的公信力——— 這是很典型的西方邏輯，不向外來壓力低頭只尊奉市場原則。這雖然讓中國人很憤怒，但對於世界級買家而言，拍賣行的這種“不屈服”反而讓買家更信任，更願意出高價去買其拍品。
劉洋從2009年至今的3年多時間裡，一直堅持通過法律途徑追索中國流失海外文物。他告訴記者，他現在正在思考，除了法律手段，有沒有別的方法能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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