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前面談過，日本研究“滿蒙”史意在了解“滿洲”的過去， 同時也是把握和深入了解現狀不可缺少的環節，以便決定或左右其未來。未來什麼樣?未來要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王道樂土”，這是由日本領導，以日本為核心的一種殖民帝國構想。追溯“日滿”親善由來己久的歷史成為必然趨勢和不可或缺的。而“日渤”親善歷史已有千年之久並在日本傳為“佳話”，掠奪這段“親善”歷史物證也是“應時代之需”了。
在掠奪渤海文物過程中，日本東亞考古學會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東洋學界是怎樣配合日本當局掠奪渤海文物的?眾所周知，日本的東亞考古學會成立於 1926年3月，這是日本向海外滲透和取得或掠奪相關國家文物寶藏的一個學術性機構，東亞考古學會成立後，隨即積極配合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政策，對我國進行文化侵略滲透和掠奪。該學會受到日本政府的關注和重視，並提供了相當的資金支持。日本東亞考古學會首先掠奪的對象是我國和朝鮮。1927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掘我國遼東地區貔子窩(今皮口鎮)附近單坨子等遺址，旅哈俄籍考古學家B.道利馬喬夫應發掘主持人濱田耕作、原田淑人之邀也參加發掘，我國學者馬衡、沈兼士等參加部分發掘工作。1928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掘旅大牧羊城遺址。20世30年代即九一八事變後，特別偽滿洲國建立後，日本帝國主義支持和資助的東亞考古學會開始發掘渤海遺址 (主要是都城址)，掠奪渤海文物。他們發掘的渤海城址不止一處，而有的城址曾進行多次發掘。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對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的掠奪性發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這次發掘的主持人原田淑人(1885――1974年)，1908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後在同校任教，研究東洋史。1914年任東京大學講師，1918年任“朝鮮總督府”古跡調查委員，在朝鮮作過考古調查和發掘。1921年任副教授，參加九州宮崎縣境內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後赴歐美游學，還曾在歐洲各國和埃及訪問考察。1925年原田來到山西、河北和山東等地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1927年參加旅大貔子窩等處發掘，1933――1934年主持發掘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1938年任東京大學教授。1939年獲文學博士。1943年任日本學士院會員。1947年任日本考古學會會長。原田著述較多，除考古發掘報告外，考古與文獻結合研究成果。主要著述有：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東亞古文化研究》，60年代出版《東亞文化論考》、《漢六朝的服飾》，70年代出版的《唐代的服飾》、《東亞古文化說苑》等。原田主持發掘渤海上京城址，是得到日本政府支持和資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