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歐美經濟重心產生了紐約和倫敦兩大全球金融中心，那麼，東亞經濟重要性不斷提升和區域合作不斷推進所釋放出來的對金融服務的龐大需求，都預示著區內金融中心將獲得巨大發展，最終將形成以兩個世界級金融中心為主導、其他多個區域金融中心和專業金融中心相配合的新金融佈局。在東亞諸城市中，香港和上海最有機會成就全球金融中心。
提升香港為全球金融中心，有需要重點發展五個亞洲領先的金融市場：(1)通過大力挖掘內地和亞洲新興市場上市資源、打造世界一流創新金融平台、加強香港和內地資本市場之間的連接，以及發展亞洲債券交易市場等，把香港資本市場提升至世界級水平。(2)強化人民幣融資及交易功能，更好滿足市場主體投資使用人民幣的各種需求，提升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3)未來20年全球的財富增長，至少有三分之二來自亞洲，香港若能有效地拓展內地市場和亞洲市場，可使資產管理逐步達到類似倫敦的世界級規模。(4)香港是“一帶一路”的國際服務樞紐，可通過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融資，提供項目貸款、銀團貸款、發行債券和開發基金等，發展成為“一帶一路”的主要投融資平台。(5)香港具備發展成為亞洲綠色金融樞紐的優勢，應通過加強境內外聯動、設置境外綠色債券發行“綠色通道”，以及加快境內外綠色標準統一進程等途徑，加快推動綠色金融發展。
四、調整“三元”，轉變房屋發展模式
香港住房問題的癥結，在於房屋發展模式的內在缺陷。從供應方式和價值取向看，全球房屋發展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歐美的市場供應+稅收調控模式；二是新加坡的政府供應模式；三是香港的投資/投機主導模式。從客觀效果看，歐美模式最佳，新加坡模式次之，香港模式後遺症最大。因為在香港模式下，房屋供應和需求是嚴重不對稱的。需求主要來自三方面：(1)本地居民的居住需求，(2)本地居民和企業的投資需求，(3)境外投資需求。其中，只有本地居民的居住需求與居民收入相對應；然而，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投資需求可以無限大，長期以來一直是香港樓市的主宰，帶動房價不斷暴漲，大大超越市民收入增長。
我們曾經發明一個指標---居住負擔指數 (Living Burden Index，LBI，為房價升幅與收入升幅之比。當指數為1時，居住條件不變；當指數大於1時，居住條件下降；當指數小於1時，居住條件改善)，用於衡量香港居住條件的變動情況，發現1985-2020年香港私人住宅價格狂升21.2倍，人均收入只增加6.5倍，居住負擔指數高達驚人的3.3，反觀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卻只有0.7-1.0。統計數字雖然枯燥，但香港市民居住條件不斷惡化的最大秘密，就隱藏於此。
現實地看，長期的供需不對稱，使香港房地產部門深陷兩難困局：一方面，房價早已拋離絶大多數普通市民的購買能力，要化解社會怨氣，需要增加住宅供應以降低樓價。但另一方面，高樓價已成為本港消費、投資、財政和就業的最大支撐，樓價大跌可能引發一系列嚴重後果。同時，也應看到，香港房屋市場存在過份波動的特點，採用純市場手段不僅無法有效地平衡供求關係，還可能帶來新的危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