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灣統派的困境
對台灣統派而言，長久以來是處於非常艱辛的困境。就長期而言，台灣是面臨國府在台灣50年的妖魔化教化及李、扁執政下對大陸的負面宣傳。就短期而言，是現實法律/行政上所衍生的困境，就法律層面而言，“中華民國”的法律猶如兩面刃，民進黨就以“中華民國”的安全為由，以“中華民國”的法律打擊台灣統派，例如整肅新黨三傑等人，製造統一的寒蟬效應。
1、“統一”成為禁忌： 無可諱言，島內台灣統派面臨最大的困難是“統一”遭到妖魔化後所形成的意識形態阻力。台灣在歷經兩蔣時代四十年的冷戰反共宣傳，將大陸妖魔化，“統一”不但是政治不正確，在戒嚴年代是思想有問題，甚至必須付出入獄坐牢的代價。李登輝執政時，李是打著“國家統一綱領”的旗幟反統一；2008年5月馬英九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兩岸政策強調“不統、不獨、不武”，柔性否定“統一”。陳水扁則是公然以“平等”為由拒統，稱“平等就是平等，不應有某人是中央，而另一人是地方；一位是主人，他人是佣人”，全盤否定統一；故不論是柔性否定或是剛性否定“統一”，李、扁甚至異口同聲抨擊接受“統一”就是出賣台灣，向中共投降。因此，70年來，台灣地區歷屆領導人是如此的否定“統一”，這使“統一”成了政治禁忌。
2、“中華民國”法令的反威懾： 另一個問題，是“中華民國”的存在，即使是島內藍營群眾，也不乏強烈認同“中華民國”者，他們雖然也支持統一，但受制於“中華民國”治下之思維，難有堅定的統一信念。“中華民國“原本就是中國，孫中山先生不就反覆言必稱中國？但詭譎的是其治下民眾，每遇台獨抨擊賣台/投降，就未能理直氣壯回應。因為，大家出生成長的經驗都是在“中華民國”體制下，至於菁英，不乏其一生榮華與“中華民國”政體連結難以割捨。
3、傳統忠義之辯VS西方設定的忠義之辯：台獨選舉的時候綠旗如海，在野時對“中華民國”棄之如屣，但執政後卻藉“中華民國”之殼，技巧地將中國傳統忠義的“投降”觀念與“統一”相連結，至於台灣優秀飛官在西方受訓，依還輯推理，當然是以母國為設定的假想敵，兄弟相殘，莫此為甚，影響所及，藍營不乏自己跨越不出“中華民國”政體的傳統忠義心理障礙，遑論公開堅定主張統一的理念。
就以冷戰產物的黑貓中隊的歷史詮釋而言，當首架U-2偵察機取得中國大陸發展核武的機密膠卷降落台灣，美國CIA站長克萊恩(Ray S. Cline)回憶稱，當他見到所攝照片時是“欣喜若狂”。美國特務克萊恩的“欣喜若狂”是我們民族的悲哀；及後1965年1月，當時遭擊落的U-2飛官張立義，歷經九死一生、夫妻離合，最後是參加2015年10月1日北京九三閱兵，旋赴內蒙謝恩還願，“漢翔萬里，錦繡河山，故國雨露，存殁兩浴”，因為兩岸本源一國。
因此，在統一的過程中，如何加強武裝理論建設，建構新史觀/新國族認同，鞏固深藍之統一信念，召喚淺籃支持統一，其首要之務尤是恢復其視中國為祖國之認同，突破台灣同胞未能視中國為祖國的心理枷鎖。
五、台灣統派加強理論建設
展望未來，台灣統派在獨派執政所犯錯誤的基礎上，乘勝追擊，在其所犯的長期錯誤上，長期追擊。當然，在乘勝打擊獨派執政所犯的錯誤時，也要同步強化台灣統派的自信。在“去仇中論”的新民意下，以加強理論建設方式，促成第二波的國族認同轉變，及兩岸從事政治談判為目標。在提及台灣統派的歷史任務時，筆者認為台灣統派首先要客觀認清前述困境、現有實力和存在的意義，而後與時俱進地發揮各自自身優勢。
台灣統派因不具公權力，故不宜過度自我膨脹，未來兩岸談判肯定是經由台灣當局與對岸談判簽署協議，但台灣統派也不宜妄自菲薄，因台灣統派的最大優勢就是具有旗幟鮮明的統一信仰。台灣統派因信仰而跨越“統一”政治禁忌的心理障礙，故可以其存在，證明台灣有這麼多人不但主張統一，並且視中國為祖國。因此，台灣統派可以現身說法加強理論武裝建設。對此，筆者提出“參與國家治理”、“一國兩制台灣化”兩個口號，其內涵論述略陳如下：
1、參與國家治理：前述獨派論述，無可諱言，乍聽之下，不乏民眾為獨派“賣台/投降”等歪理震懾，因為在我們中國人忠教節義的道德下，“賣台/投降”是道德的。對此，我們不但要據理駁斥，還要提出積極細膩的論述。事實上，大清對明鄭降清完成統一，用詞用字就很經典細膩，文獻上稱鄭成功孫鄭克塽是“納土輸誠”。因此，筆者依“參與分享經濟發展紅利”論，提出同步平行以“參與國家治理”論，批駁“賣台/投降”論，前者是經濟參與的概念，後者是政治參與的概念。
論述需與時俱進地指出，大淸200年、民國和中共建政70年，我台灣同胞都有參與國家治理，尤其是台灣同胞還參加對日抗戰呢！其中尤其是後者，上世紀台灣人蔡嘯，就二次出任空軍官校校長官拜大校，蘇新曾出任外交部日本科科長，今天蘇輝還位列國家領導人的台盟主席等，故兩岸統一是我們台灣同胞恢復參與國家治理，那是我們台灣同胞的光榮，也是我們台灣同胞的權利。
2、一國兩制台灣化：日前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更首次提到要“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主導權和主動權”。因此，生為在地人的台灣統派我，看到習總書記的講話，很受啓發，因為我們生長在台灣，生活在台灣，具有臨場感的優勢，我們更有多一份的使命。
(一)“一國兩制”實踐的時間性：“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是與時間相連結，故其在港實踐具有立即性、時效性和強迫性。昔日香港回歸，1997年是英國交還香港的固定最後時間結點，以此倒推1980年代中期，中英就不得不談，還是英國人先提出，隨著時間逐漸接近1997，“一國兩制”不但是不得不談，並且還要加速談判，使其具體可操作。
但是兩岸統一卻没有固定的最後時間，所以“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實施沒有倒數的時間壓迫，使得台獨政治人物李、扁等可以長期的妖魔化“一國兩制”，或以拖待變，或將其固化永久化。但是，習主席是首次提，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的緊迫時間思維。
所以，我們一定要具體批駁“一國兩制妖魔化”，而且要堅信，衹要時機成熟，台灣社會一定會接受一國兩制的“統一”概念；例如在蔣經國未開放探親前，台灣社會不就視大陸為匪區？然而一旦政治時機成熟，准許開放探親，台灣社會認知就一夕翻轉。故日後一旦時機成熟，台灣社會肯定會接受“統一”、會接受“一國兩制”；對台灣統派而言，是要在時機成熟來臨前，做好前置準備工作。
(二)先一國、後兩治：台灣統派在向台灣社會推動宣傳台灣模式的“一國兩制”時，要勇於說清楚講明白，誠如習近平在香港所言，要始終準確把握“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正確處理特區與中央的關係。因此，在論述“一國兩制”時，第一要務就是駁斥台獨蓄意曲解挑撥中央與地方關係是主人與佣人關係的論述。反問獨派，難道花蓮要和台灣當局爭平等？難道花蓮是台灣當局的佣人？花蓮當然是屬於台灣當局管轄。相對的，統一後“一國兩制”當然有中央與地方之分。所以，我們在論述“一國兩制”內涵時，要勇於提出“先一國，後兩制”的概念，絕不可讓獨派有顛倒主從的挑撥離間的機會。
(三)兵棋推演VS納土輸誠/ 接受“一國兩制”：未來在台灣實施的“一國兩制”，肯定是台灣化的“一國兩制”，這是新生事物，鄧小平一切不變的說法是上世紀80年代的產物，今天我們要與時俱進，在過程中要不斷探索、豐富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要充分考慮和結合台灣現實情況，找到“‘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
據此，為減少台灣社會因長期遭扭曲與惡意抹黑而對“一國兩制”所形成的心理障礙，我們可結合台灣實情，從台灣本土的歷史經驗中汲取案例探討。例如1683年7月清鄭澎湖海戰之前，明鄭官兵誓死保衛東寧（台灣），誰敢貳心？但澎湖敗戰，民心思變，願兩岸統一。康熙皇帝在鄭克塽“納土輸誠”後，仁義安置明鄭官兵，本島和平統一；今天科技高度發達，經由兵棋推演，如果兩岸勝負已定，且死傷規模遠勝澎湖一役之明鄭官兵傷亡。為此，台灣統派應以兩岸子孫幸福為己任，勇於說出依邏輯推理的未來真相，並探討統一後情境，例如兩岸各級政府如何對口?各種法令應如何銜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存是修是廢?對退俸遭砍過重晚年生活困頓者可否酌編預算另行貼補?軍隊如何安置，是否可參考康熙的仁義思維，制定落日條款解甲/或落日條款改以民兵或警察組織，免我台人子弟服役之苦?解我兩岸一家兵戎相見之憂，永澄萬里海波，兩岸可在政治談判中引入討論，共同思考。
在方法上，可透過對“一國兩制”的學術探討，學者相互交流，再透過媒體將交流成果向島內宣傳，形成熱議的話題，就可達到廣泛宣傳的目的，從而為兩岸進入統一政治談判中有關“一國兩制”具體內容，作思想上的前置宣導。
六、台灣統派的自我實踐
台灣統派從事的是民族統一的偉大事業，是傳承台灣先賢志向，是為後世子孫謀福利，光明磊落，故台獨的抨擊，都是政治化的污衊。與此同時，面對如此最新/最強有利統一的新民意新形勢，首先是要鞏固現有的統派基本盤，穩打穩紮，在現有基礎上擴大規模，並提高質與量。策略上，在現階段“去中國化”及兩岸交流嚴峻的形勢下，務必要以遏止台獨勢力去中國化為優先目標。至於具體做法，筆者謹提出幾點意見供參考。
1)恢復台灣同胞的“祖國意識”，在統一的過程中，恢復台灣同胞的“祖國意識”，是不可廻避的政治任務。因為在統一的過程中，就長期而言，一定要有台灣同胞視中國大陸為祖國，才能達到心靈契合的境地。就短期而言，以旗幟鮮明的“祖國意識”對抗/取代“仇中意識/分離意識”。台灣統派因生於斯長於斯，可現身說法印證/傳承在台灣社會已消失的台灣先賢祖國意識。
2)重新認識近代中國： 近代中國遭兩蔣“匪化”整整40年，李登輝、陳水扁續之妖魔化20年，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70年來刻骨銘心的奮鬥，尤其改革開放的過程與成就，或認識有限、或認識片面，台灣統派應向台灣社會有系統地介紹內地進步的成就與過程。
3)兩岸歷史應加入台灣元素/台灣統派歷史：面對台獨史觀，務必要與時俱進地建構兩岸歷史，萬不可重蹈國民黨的覆轍。國民黨蔣氏父子曾在台灣執政40年，說他們不重視歷史不重視文化，並不盡然，衹是他們忽視加入當地的台灣元素。人情同於懷土兮，閩人在台數代歷經百年，已將他鄉台灣化作故鄉，於台灣山川歷史有其特殊感情。例如即使對乾隆朝以國家力量繪製彰顯大清治下史實的《御製平定台灣□地理指掌全圖》、《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古地圖，獨派學者亦是視若珍寶，考據詮釋再三，且無從否定我大清時兩岸同屬一國之實。
此外，亦宜同步建構台灣統派歷史，一則因為時機成熟、一則是予鼔勵。在新時代下，我們應以建構統派歷史(包括日據時期的祖國派)的方式，將它提升到兩岸的歷史定位，銜接歷史斷層，有助於推動兩岸統一大業者。
4)連結台灣統派與香港愛國愛港人士：慎防西方外部勢力介入，唆使台獨與港獨相互連結、相互取曖、相互交流論述、相互交流發展實務經驗、台獨引港獨在台灣媒體宣傳，建構遠來和尚會唸經的獨派政治正當性。對此，台灣統派不但要百倍警惕，還應多與香港愛國愛港的有志之士交流與連結。
七、台灣統派的歷史任務
回首上世紀90年代，李登輝在台灣推動實質“台獨”政策，催生全球各地的“華僑會館”先後易幟，認同中國大陸代表中國。與此同時，全球各地的“統促會”也適時陸續成立，同步促使各地僑社紛紛加入“統促會”，體現海外華僑，殷切期盼兩岸統一的民族願望。海外僑界這一對“祖籍國”兩岸政治認同的轉變，深深影響了台灣社會第一波的國族認同轉變。
1.促成第二波的國族認同轉變/兩岸政治談判；國族認同的轉變，事涉宣傳，誠然宣傳的對象是以台灣全民為主，但實務上，首應將宣傳對象區塊化，依年齡可分老、中、青。每個年齡層，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歷史記憶。關於中青年層，尤其是青年層，則大陸意識淡薄，昔日國共內戰情仇記憶空白，則宣傳重點是如何建構兩岸共同歷史記憶，立足台灣主體建構祖國中國之情；至於中老年世代，因曾接受國府的高強度中國史地教化，不乏對中國大陸具有好感，台灣統派重點是如何將此好感轉化為積極支持統一的力量，促成第二波的國族認同轉變。不但為未來統一政策談判奠基，還要大力催促台灣當局儘早與大陸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此事應為統派當即之歷史任務。
2.催化退休軍公教國族認同轉向統一：關於中老年層，又可以軍公教退休者為重，因渠等人生歷經風霜，不容易受台獨的欺騙，且退休己無工作升遷的壓力，可自由表達理念。今天，蔡英文政府的台獨政策，手段又毒又狠，不僅抄國民黨黨產，居然是對軍公教大幅減少退俸高達30-35%上下，剥奪老年人的財產權，激發前所未有的民怨，引起軍公教的大反撲，綠營選舉崩盤，否定了蔡英文政府的兩岸政策。但這股軍公教的勢力，因其原為國府政體的一部分，是台灣的菁英層，但因曾為軍公教，其中不乏“中華民國”情結重者，故其兩岸理念與積極支持統一之間，似仍有一段距離，如何能將這股強大的民意，導向轉化為積極支持兩岸統一的力量，然後再以整個老一代國族意識的轉變，擴散影響下一代的中青年族群，形成交錯影響，當是具體可行。
［作者簡介：戚嘉林，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博士。本文係作者應中評社之邀，於2018年12月20日在香港由該社舉辦的“第八屆港台影響力論壇”演講稿修改而成。］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2月號，總第25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