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研究視野的轉變，是不是因此而提出文化交涉學的研究立場？不過談文化交涉學之前，我想了解一下日本在漢語研究上，有怎麼樣的歷史階段？有哪些代表性的學者？
內田：漢語研究在整個中國學研究中的力量是比較小的。比如中國學學會中，歷史、哲學和文學方面的學者比較多，漢語研究的人很少，這可能是學術史的傳統因素，還有就是學術價值觀問題。
對於漢語研究，比較有名的有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現在的學者有佐藤晴彥、平田昌司、古屋昭弘等等。
我認為作為外國人，在語感上是無法和中國人相比的，所以，如果和中國學者做一樣的研究，那最後的成果也沒有辦法跟中國人相比的。所以一定要與中國學者有不同的地方，這樣才能促進學術交流。
潘：後來提出了的“文化交涉學”這一課題，這和“文化交流”研究的不同點在哪裡？
內田：文化交流研究一般都是以兩個國家、民族前提展開的，研究的領域也是限定在具體的言語、思想、民族、宗教、文學、歷史等學科之中。而文化交涉有兩個超越，一是超越國家民族性的研究框架，另一個是超越以往人文科學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框架。我們設定東亞這一文化複合體，考察其內部的文化生成、傳播、接觸和變形等，以多角度的和綜合性的觀點來解析文化交涉的形態。當然，現在跨學科是一個時髦的方法，但要注意的是，跨學科或者多學科的前提是學術分科，也就是跨學科是要在專業化的前提下進行的。
潘：那麼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什麼呢？
內田：從邊緣看中心。這裡的中心和邊緣並不只是指地理上劃分，也指學術領域的中心與邊緣，同樣是漢語研究領域之內，也存在這樣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同時，要注意的是，我們提倡的“從邊緣看中心”這一觀點中，中心與邊緣並不是固定的，它們可以相互轉換。研究中國的問題時，日本和韓國就是邊緣，研究日本的問題時，中國和韓國就是邊緣。
潘：能舉例來說明一下研究方法嗎？
內田：比如漢語研究上，需要與其他語言對比，才能更好地把握漢語的特征，就是需要從“邊緣”才能觀察到“中心”，然後才有接下去具體研究。現在學術分科越來越細，只能考察一些細小的現象，不能從全局來考慮問題，如果不能從整體特征上把握，就直接談文法、主語、述語，分析“在”、“的”、“了”等等，可能會存在一些缺點而研究者自己也無法察覺到。
具體來說，歐美傳教士對漢語的研究、他們編寫的教材、字典等，都是很好的研究漢語的材料。因為歐美人較早建立語言學或者說文法學，作為外國人，他們往往通過與自己母語相對比的前提下來考察漢語，容易發現一些中國人自己不太注意的地方，還有他們的記音方法也比較準確，早期傳教士隨著傳教範圍的擴大，他們很早就意識到方言和官話的問題，所以他們的漢語教學、研究活動，雖然好像是很邊緣化的東西，但也正是這樣，才可以更好的考察漢語的一些中心問題。
潘：這些材料之前沒有人注重到嗎？
內田：是有的。香阪順一老師、太田辰夫、魚返善雄、尾崎實諸先生在他們的論著中都注意到了Mateer的《官話類編》、Wade的《語言自邇集》、Wieger的《漢語漢文入門》等資料，利用這些資料來闡明中國近代的語言特征。當然，他們的研究是和我們提出的文化交涉學還是不相同的。
潘：幾年前，您在論文裡說到“文化交涉學”是一個新的學術領域，現在這一研究得到了怎麼樣的關注？
內田：首先，我們這個研究科得到了文部省的資助。其次，日本學術界開始關注這一研究方向，如上智大學也開設了文化交涉研究科。另外，韓國和中國也有一些學者開始關注這一話題。我們曾經和你們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合作舉辦了一次學術會議，後來出版了論文集《從周邊看中國》。學生方面，我們學科現在中國的碩士博士生最多，日本學生大學畢業後一般都直接去工作了，讀碩士博士本來就很少，所以我們學科日本籍學生還是比較少。我希望會拉丁語、法國的學生來參加到這個研究團體中來，這樣也許更能體現我們的文化交涉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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