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當時我們做的是40期的規劃，然後10期就停下來了。也是我的原因，我跟立波仔細聊了一下，兩個人觀點有分歧。
周立波覺得，你看我們沒有任何準備，兩個人恨不得化妝都在自己屋裡，上台就開始了。觀眾滿場笑聲，你還要什麼呢？我說我覺得有問題，當我們在製造笑料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傳遞了一些不正確的信息和聲音？
他最煩我說這些話，但我每次都說。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做醫患關係，我們倆別好話筒往裡走了，我跟他說，立波記住，不要下結論，下了結論，就沒法談了。結果上去剛三分鐘，他就結論，他說這主要是患者的問題。你說這還怎麼談呢？然後下去我就跟他發火、拍桌子，後來就算了，不做了。沒法做了。
南方周末：你回了水均益一條微博，你覺得你們的時代過去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慨？
崔永元：我們那個時代像我這樣的人特別多，追求事業完美，想知道世界潮流是什麼樣的，想知道踩在前一輩肩膀上能摸得多高，能看得多遠。
現在呢？孩子們特別現實，他在你這兒找一個體面的職業，過有尊嚴的生活。這一點錯誤都沒有。他們思考歷史和社會的方式也許跟我們不一樣，我們覺得人家淺薄，人家還覺得我們老朽呢！我們很多歷史，他們可能一眼就看穿了，而我們還糊塗在裡面，這都是有可能的。但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確實融不到一起。
我跟這些年輕人的關係，就很像我和這個時代、和這個電視市場的關係。你們做得歡天喜地，節目賣得好、人氣高，我真覺得跟我沒關係。我想象的電視不是一個集貿市場，我想象的電視是跟哲學有關的這麼一個地方，它是傳遞思想的，它甚至是產生思想的，如果這個達不到，其他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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