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的60項改革任務已啟動至少39項。而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褚鬆燕看來，這其中絕大部分回應的都是社會關於“平等和公平”的關切。
“改革的問題都不是孤立的，政府要營造好的發展環境，就要限制權力，列出權力清單，反對腐敗。”褚鬆燕告訴記者，“無論推出戶籍制度改革，還是限制國企高管工資，都讓群眾看到了政府的決心。”
伴隨著社會現象的出現，中國也在積極求變，適應變化了的勞動力市場與社會心理。
中國發展的驅動力在變。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告訴記者，過去靠廉價勞動力驅動的人口紅利消失了，未來經濟增長依靠的是創新驅動。
伴隨著新生代進城務工人員對工作的越發挑剔，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值的減少。這一現象自2012年就已出現。而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裡，這一趨勢都會繼續。
“未來30年的輝煌要依靠勞動人口更好的教育和技術背景，為此，要改變城鄉教育水平差異等很多方面，提高人的平均水平，讓社會階層能流動起來。”關信平認為，每個人都能看到希望，是“未富”的中國走向富裕的前提。
最應該推崇的，是中國勤勞致富的傳統。“需要給全社會尤其是年輕人說清楚，中國雖然GDP世界第二，但離我們的發展目標還有很大距離，大家還要努力。”關信平認為。
顧駿認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一直都有給普通人奮鬥空間的傳統，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人也因此“富”起來。如今，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同樣需要在政策環境等多個層面，為普通人創造這樣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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