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有考試的地方就有作弊，即便是以公平公正著稱的高考也不例外。從2000年湖南嘉禾爆發恢復高考以來最大的群體舞弊案，到近幾年的高科技作弊器材產業鏈，各種高考舞弊事件層出不窮。去年六月，記者臥底調查了南方某省的高考替考組織，再次將高考舞弊推到大眾眼前。同年十一月，“作弊入刑”被加入新的刑法修正案中，組織高考作弊者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因此今明兩天的高考，作為新法實施以來首次全國性質的大考，被媒體稱為“史上最嚴”的高考。
且不說本次“史上最嚴”高考的最終成果如何，單說這種全國性質的考試作弊，在中國卻是由來已久。自科舉制度從隋代誕生後，平民終於有了一條不用流血就能通往上層階級的道路，於是便有了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進京趕考場景。這個千軍萬馬過的是真正的獨木橋。拿清代來說，三年一次的會試在乾隆五十四年只錄取了96人，而中國人口已經達到三億人。正所謂世界上本沒有作弊，參加科舉的人多了，也就有了作弊。總結起來，科舉考試作弊的手法主要是四大類：請托、槍替、夾帶和冒籍。
王維鈞：為了科舉作弊，古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所謂“請托”即通過關係，打通關節，以謀求錄取。這是最方便、也最容易成功的方法，一般來說是達官顯貴子弟採用的手段，正所謂“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者以情托”。
“請托”之風盛行於唐代，彼時科舉制度尚未完善，達官顯貴往往憑借權勢地位相托，主考官又迫於壓力無法拒絕。玄宗時期，主考官達奚珣就忌憚國舅爺楊國忠的壓力，錄取其子為明經上第；高宗時期，主考官董思恭收受考生的賄賂後，洩露進士策問試題。
“請托”一定伴隨著考官的徇私或者舞弊。事件敗露後，考官如果上面沒有人兜底，下場往往很慘。比如前文提到的董思恭，在事件敗露後的三司會審（大理寺、刑部、禦史台三司聯合審判）中初判堂前斬決，後董思恭參與揭發他人戴罪立功改判流放嶺南。唐代對參與科舉舞弊的考官懲罰較重，對參與舞弊的考生懲罰較輕，最多也僅僅是判三年刑。量刑小則意味著考生的作弊成本小，因此到了晚唐時候，面對“請托”日盛的科舉考場，屢試不中的詩人杜荀鶴感嘆：“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友在朝中。”
“槍替”顧名思義就是找高手冒名頂替考試，頂替者又名“槍手”或“捉刀人”。此典源於魏武曹操見匈奴使，扮作床頭捉刀人，被匈奴使稱為真英雄。一般選擇“槍替”的考生都是有一定家財、但家財和權勢卻夠不上“請托”的人，自己文章水平不佳，便找文章高手來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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