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經濟系統內的制度互補性。不完善的競爭條例、政策以及產權不明晰，以發達資本主義的視角來看，這是缺乏效率的有缺陷的制度。但在中國，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之間存在著高度協調性。中國具有“關係”這一社會軟資本，企業通過在不同於西方的中國內涵下的“關係”網絡中與其他經濟參與者的合作，比如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競爭者以及政府等，來提升自身的競爭優勢並應對制度缺陷；公司間或產業間的合作研發網絡並不發達，研發多由企業自身的研究部門完成，偶爾會同研究機構合作；雇傭關係領域中非市場型的協調方式，也給企業間與企業內部各部門間的非市場形式的協調創造了條件。可以說，中國運用非標準形式的制度支撐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這足以從另一方面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
其次是起始條件的獨特性。中國可觀的經濟增長有賴於合情理但不健全的制度，甚至比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中的制度類型更有效。中國的轉型過程是漸進的，雖然建立了支持市場發展的一系列基礎制度，但是執行與監管都十分不足。鑒於這一限制，發達國家的“經驗制度”要求了太多基礎制度的支持，所以並不適宜這一階段的中國，這也表明目前的一些制度對市場導向的改革是最行之有效的。
最後是國民對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獨特認識。國民對國有經濟不滿但心存依賴，對私有經濟向往但心存忐忑；國有經濟缺乏效率但對國民經濟起著支撐作用，私有經濟充滿效率但卻是市場問題的主要來源。如此“混搭”的結果，是國有經濟保證了經濟的穩定，私有經濟保證了經濟的活力，因而相得益彰。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國有經濟逐漸有了效率，私有經濟逐步規範。同時，在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及做強做優的過程中，產權主體多元化也促進了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而國有企業對私有企業的投資，也促進了私有企業向正確的經營導向邁進。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在未來需要做的是，一方面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混合制度理論，另一方面更進一步樹立對社會制度的信心，並在此基礎之上建立起更顯著的混合制度優勢。
（來源：光明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