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最早將有關奧林匹克教育列入學校課程，並明確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體三育並進而不偏廢”。有關奧運的“三問”，寄托著張伯苓對中國運動員、運動隊參加奧運會和中國人舉辦奧運會的期待，但更深層次的意義，是讓奧林匹克教育和體育精神影響中國社會。
40多年過去了，東京奧運會於今日日本社會最寶貴的遺產是什麼？固然，對於那些50歲以上擁有東京奧運會直觀記憶的日本人來說，東京奧運會的精彩紛呈和激動人心的時刻是一種遺產，但正如日本體育協會總務部長山田剛所言，今日遍布日本城鄉的體育場地、嚴格確保的學生體育活動時間和空間、協調發展的競技體育與大眾體育，才使得全體日本國民受益，這一切都源於那一天——1964年10月10日，東京奧運會開幕的日子。
當大眾體育和學校體育在一個社會深深扎根、體育精神能夠影響一代又一代國民時，就不難理解為什麼20年前在孫雲曉的筆下，參加中日夏令營的日本孩子能夠更加自立、不畏苦、責任感更強，他們身體素質的優勢其實已是其次。時至今日，中國大眾體育和學校體育的土壤依然貧瘠，中日兩國青少年在夏令營的較量早已不是個體競爭的問題。
北京奧運會已經落幕4年，時光流逝，無論北京奧運會曾經給中國人帶來怎樣的振奮，那段記憶終將日漸模糊。一屆“無與倫比”的奧運會和中國代表團創紀錄的金牌數已經載入史册，但這些卻不能成為北京奧運會真正的人文遺產。值得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開始關注如何發掘北京奧運會的人文遺產，奧林匹克教育和體育精神的傳承，對於當下中國社會、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尤顯重要。（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