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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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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劍諸 |
提升香港的第四項行動是保護居權
香港住房問題的癥結，在於房屋發展模式的內在缺陷。長期的供需不對稱，使香港房地產部門深陷兩難困局：一方面，房價早已拋離絶大多數普通市民的購買能力，要讓普通市民買得起房，至少需要降低樓價七成。但另一方面，高樓價已成為本港消費、投資、財政和就業的最大支撐，樓價大跌可能引發一系列嚴重後果。這就需要從需求管理入手，把居住需求和投資需求區別開來，即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房屋雙軌制”，以公營房屋來保證香港普通市民的居住需要，以私人住宅來滿足本地和海外的投資需求，形成兩個不同性質的市場。
根據這一新思維，我們提出一項具長遠發展策略、兼顧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社會公平的政策設想---“新居屋計畫”，主要思路是更嚴格地劃分公營房屋和私人房屋這兩個市場，把全面推行公私營房屋 “雙軌制”作為長遠發展策略；以有別於現有居屋的新居屋模式作為未來公營房屋建設的重點；新居屋價格必須與中產階級和年輕一代的收入相對應，以便更公平、高效地協助他們置業。這是轉變房屋發展模式的關鍵。
新居屋的主要特點是：(1)每年興建3萬個單位。(2)實行新定價，並以低價出售。(3)放寬申請限制。(4)可以小屋換大屋。它至少有九大功效：(1)有利於改變滯脹發展模式。(2)可使資助房屋供應更加穩定。(3)調整住房結構及改善居住條件。(4)大幅提升自置居所比例至80%。(5)推動經濟發展及增加就業。(6)帶來更穩定的財政收入。(7)對地產發展商利大於弊。(8)為新一代帶來新希望，有利於穩住這一代表香港未來的階層。(9)與現有居屋政策和機制相銜接，無需另起爐竈。
香港土地短缺永遠要大於政府的估計，也比團結香港基金估計的要大得多。預計未來30年香港總共需要建設用地不少於200平方公里，而目前政府已展開規劃階段的各類項目衹能提供32平方公里，尚欠170平方公里，其中欠缺的大頭是房屋用地。我們提出打造元朗海濱新城、填海打造大桂山島、全面開發及利用新界現有可用土地以及開建東部高鐵等多個土地開發新設想，如果全部實行，預計可帶來約180平方公里的建設用地，可完全補足本港土地缺口，助香港突破發展困局。
提升香港的第五項行動是加強退保
這是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一環。當前國際社會主張的社會保護早已超過防範未然、應對不測事件的範疇，而是從公共政策的視角出發，去應對社會遭受市場的各種衝擊，促進社會成員的福利和保障，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香港於本世紀初推出強積金制度，彌補了本港沒有政策性退保制度的缺憾，但由於強積金制度保障範圍和程度不足，回報率偏低，且面對較大市場風險，無法滿足絶大多數人的退保需要。鑑此，要以新思維去強化退保。
建議由特區政府成立一家公共投資基金，先把已歸政府所有的各收費隧道(如紅磡隧道、東區隧道等，2023年西區海底隧道也將收歸政府)、政府持有的地鐵股權以及香港機場等具有穩定收入的資產注入其中，再將其作為強積金的重要投資目標，借鑒新加坡的做法為強積金提供一個保證回報(如不低於5%)，吸引強積金管理公司把部分資產投入該基金，或由市民個人藉助強積金半自由行的便利，直接把部分強積金資產投資到該基金。
隨著強積金資產的不斷注入，未來這一基金可尋找更多有長期收益的投資，尤其是基建項目作為投資標的，確保基金獲得良好且穩定的回報。長遠而言，應研究設立全民退保的可行性。在發達經濟體，全民退保被當作是市民的一項權利，而不是救濟，可以更好地發揮穩定社會的作用。香港實行高水準的全民退保不具備現實條件，但可考慮設立有限的全民退保計畫，作為強積金計畫的重要補充，讓強積金計畫無法覆蓋的低收入人士，可以享受有最低保障的退保生活，盡顯香港作為文明社會的關愛之心。
總而言之，香港面對著巨大挑戰，但是也面臨著很大機遇。香港未來會衰落還是會發展得更好，關鍵在我們自己。如果香港做得好，尤其是在制定規劃、激勵創新、提升金融、保護居權、強化退保以及扶助青年、完善管治等方面狠下功夫，未來20 年GDP 每年增長4-5%是不成問題的，香港可以升級到可比肩倫敦和紐約的全球都會，形成國際金融、科技、商貿和文化交流等四大全球中心。相信衹要我們努力去爭取，香港一定有好的前景。
新一屆特區政府處於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時點上，需要把好前進航向，推動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確立高質發展、以民為本、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等新理念，全域性謀劃，戰略性佈局，系統性推動，使香港這隻巨輪早日駛出淺灘，在國家新征程中再次高帆遠航。
李風：愛國者治港走大道開新篇
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之際，迎來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愛國者治港隊伍正在形成，愛國者力量在全社會也進一步壯大，七月一日之後，新特首帶領治港團隊整装上路，走上大道，重新出發，香港將迎來新一輪發展的良機，衹要看準前進方向，不動搖，不懈怠，不自以為是，多聽人民呼聲，勇毅前行，一定能夠再創輝煌。在此，謹報告個人對香港今後發展的幾個重點領域的感受和建議。 首先，要堅持愛國者治港，讓愛國者成為社會主流。
李家超已顺利當選香港特區第六屆行政長官，新一屆特區班子即將成立，相信新組建的新一屆特區政府，將是香港回歸以來愛國者力量最強的政府，他們對國家更為忠誠，也有更加強有力的執行力，將展開更加有為施政，必將得到廣大香港市民的擁護。
但是，也必須看到，公務員隊伍中，甚至高級公務員隊伍中，害群之馬還不少，他們對國家不忠誠，對祖國內地、對中國共產黨執政事事看不順眼，不認同祖國，心中衹想輸誠於西方世界，他們中甚至還潛伏有黑暴分子，反中亂港分子。特區政府應建立機制，將這些內患清除出來，才能保證政府施政不受破壞，讓不幹事、亂幹事、暗中搗亂的人沒有市場，確保治港班子及團隊政治純潔性。要有更嚴格有效政治考核機制及奬懲機制，使整個公務員隊伍真正效忠國家，優秀愛國者隊伍須有用武的舞台，盡心盡力落實“一國兩制”，為廣大香港市民服務。
未來幾年，香港衹要達至良政善治，一心一意搞經濟，與高速發展的祖國一同前行，融入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滾滾浪潮中，未來前途一定更加光明。
其次，要解決香港多年遺留下的深層次問題，對年輕一代加強愛國教育。
香港回歸後，最大一個教訓，就是沒有去殖民化，很多人仍抱有戀殖心態，不以做中國人為榮。新一届政府應設法進行去殖化工程，在全社會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更加努力建立市民的中國認同、中國文化認同，深植中國人觀念。尤其是應在大、中、小學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育學生的愛國情懷，同時挑選好校長，培訓好教師，編寫好教材，培養香港建設新一代主人翁。
其三，香港中西薈萃，是祖國的一個重要對外窗口，要通過香港講好中國故事，發揮特殊作用。
香港有很多現有資源，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可發揮更大作用，應拓展中外媒體交流，提升文化軟實力及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在國際間的話語權。即將開幕的香港故宮博物院，是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中外交流的絕佳平台，特區政府可用好這一資源，發揮好這一平台的特殊功能，讓中外人士欣賞中華五千年文化，享受藝術瑰寶之美。
其四，要利用香港之地緣優勢及便利，搭建與台灣溝通橋樑，爭取台灣民心，促進祖國統一大業。
香港是九二共識的發源地，在兩岸關係發展中曾發揮過特殊作用。長期以來，港台人員交流密切，交往方便，香港可想更多更好的辦法，方便台灣同胞來港走一走，看一看，也歡迎他們來港發展事業，讓他們親身感受“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實踐，親身體驗作為中國人的榮光。香港可為兩岸關係發展及交流提供更多平台，為祖國統一扮演特殊角色，作出特殊貢獻。
香港同胞有幸生活在中國正在走向強起來的新時代，理應發揮愛國愛港光榮傳統，為中國強盛、祖國統一，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堅信香港的明天會愈來愈好，這顆東方之珠定會重放異彩。
李劍諸：正確評估上半場的得與失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這個時間節點，標誌著鄧小平當初設計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走到中段。
如何評價“上半場”所取得的成就？有什麼值得反思的經驗教訓？“下半場”的走勢與前瞻？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香港的前途發展，應推出哪些措施趨利避害，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對以上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不僅有緊迫性，還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要處理上半場遺留下來的問題，以便在下半場邁出更加自信的步伐，準確無誤地“把脈”過去二十五年的成敗得失，并提供給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作為決策依據，顯得十分重要。
記得在1997年，姜恩柱赴港履新，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說過一句著名的“金句”，其後被許多學者及時事評論員引述：“香港問題好比一本非常深奧的書，要讀懂它並不容易”。一直到2011年，時任港澳辦主任的王光亞仍形容香港是一本難以讀懂的書。
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如今在香港實踐了二十五年，我們讀懂這本大書了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至少北京有很多決策官員及專家學者不僅讀懂了，還有信心譜寫更加精彩的篇章。
也是在1997年，美國媒體《財富雜誌》（Fortune magazine）做了一個封面故事，標題赫然見“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 此“批命”式的預判同樣被西方許多評論家引用。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在2020年發表一篇題為“Playing a long game on Hong Kong”的文章，說自從九七回歸之後的二十年，香港不僅挺過了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爆發、全球經濟衰退，本港GDP規模還翻了一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九七時雖已成型但並不清晰。香港與紐約、倫敦並列為三甲，獲得國際金融領域的普通承認，是在回歸之後（From relative obscurity to general recognition as the #3 global powerhouse behind New York and London)。由於物質及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香港人自認為是全球最幸運的公民。
我認為布魯金斯學會這篇文章的評價客觀公允，這也間接反映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是成功的。
深圳的飛速發展與港人優越感的消蝕
按照中央對“一國兩制”憲制架構的最初設想，就是希望繼續發揮資本主義香港的窗口作用。北京當時採取的是尊重、包容甚至謙遜的態度，放手倚靠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政務官系統和精英階層來治理香港，因而有江澤民的“河水不犯井水”指導思想。胡錦濤雖有叮囑特區政府“查找不足”，但沒見下“指導棋”，可見對港政策保持謹慎和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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