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平 |
香港對内地最重要的功能 在於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長期以來都是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截至2020年底，來自香港的實際使用金額纍計達13,013億美元，佔全國總額56%（香港貿發局資料），因此香港的金融安全對中國的經濟安全極其重要。
對於這個重要性，不僅中國内地和香港看得到，美英作爲現代金融業的領軍者也不可能看不到。在中美進入極限相持階段的今天，從俄烏戰爭的現象看，美國對於擊垮對手的欲望極其強烈，動用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因此，動用金融手段遏制中國進一步發展，應該是可能的選項。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經遭遇挑戰
近期香港紛傳大量涉及金融的專才與公司移往新加坡，輿論開始關注香港會不會“被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評智庫的大數據也專門就人才的空巢化問題，做了數據搜集與分析。
第一，動搖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符合美國戰略亦有利英國發揮影響力。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對中國内地非常重要，在中美極限相持的競爭狀態下，以新加坡替代香港有利於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美英目前對香港問題已經無緣置喙，打殘香港、扶持新加坡就很可能成為美英刻意推動的戰略規劃。
第二，新加坡金融業表現異常。有資料稱，2021年新加坡外匯期貨交易1.52億美元，自2019年就獲得了全球第三大外匯市場的地位；2021年底離岸人民幣存款規模達到2000億，取代香港成爲最大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2021年金融服務業就業人員創造了近一萬個新增崗位，這對於人口五百七十万的新加坡來説是不成比例的。
第三，替代的設想並非今天才有。九七之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曾經就國際仲裁中心、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等問題達成相關協議，但當時就盛傳英國有意將國際仲裁中心移往新加坡。當時普遍認為，如果缺少了國際仲裁中心，香港對内地的銀團貸款會受到重大影響。也就是説，用新加坡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設想並非今天才有，衹不過現在的幕後主導由英國變成了美國。
新加坡具有取代香港的主客觀條件。
新加坡替代香港的威脅是否存在，我認爲是需要認真對待的。至少是需要通過系統而細緻的調研，對這個問題做出判斷。
第一，新加坡本身具有取代香港的客觀條件。比如新加坡自然條件與香港類似，地理上的經度位置與香港近似，同樣可以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紐約、倫敦的中繼站。在氣候上、地形上都與香港類似，且華人佔社會主流。新加坡政治體制與美西方更加接近，而全球金融體系是美西方建立與掌控的。客觀而言，目前的情況有利於新加坡。
第二，新加坡通過主觀努力創造的營商環境不在香港之下。其中的一個關鍵，是多年來新加坡政府對人才的引進與挽留政策遠較香港為佳。且新加坡長期以來亦有與香港在金融領域一較高下的雄心。
第三，香港的金融中心功能可能被美國當做棋子。從俄烏戰爭看，美國以及北約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堪稱無所不用其極。我認爲如果將香港剔出SWIFT國際結算系統，會給中國内地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就不能排除美國會採取這種手段。
第四，東南亞製造業與貿易的擴張夯實新加坡金融業的基礎。金融業需要實體經濟及大額貿易的支撐，而在製造業從中國内地外移、東南亞的製造業與貿易對金融服務需求大增的情況下，金融機構選擇英聯邦國家之一的新加坡替代香港，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彌補遷移造成的損失。
需要精準調研新加坡 在金融業方面的異動
雖然相關專家對美國會不會最終動用“金融核武器”，將香港剔出SWIFT國際結算系統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依舊感覺在“極限相持”的狀態下，主要取決於美國如何評估將香港剔出美元交易系統對中國經濟的打擊成效。
目前數量不詳但已引起社會關注的金融人才與金融機構外移新加坡，到底是疫情封關的短期影響？是國安法引起的安全擔憂？還是美英等西方國家刻意推動的戰略替代？目前還不能貿然定論，但是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精準調研與統計，然後作出判斷。
我認為，北京應該迅速組織中央金融職能部門與香港金融機構組成小組就香港金融人才與金融機構遷移新加坡的現象展開專題研議。香港經濟與金融機構負責人，組織人手迅速搜集、提供準確的香港金融人才與相關機構遷移新加坡的數量與質量；在精準獲取訊息的基礎上，中央與香港共同作出判斷並研議對策：
第一，確認香港金融人才大規模遷移新加坡是個人或機構的短期避險行為，還是美英意圖以新加坡逐步取代香港，為中國與美西方競爭到一定程度時將香港剔出SWIFT國際結算系統，暗中提前實施推動的戰略佈局？
第二，如果確認是美英刻意推動以新加坡取代香港的戰略佈局，中央則要會同香港商議並共同制定對策，以遏制美英佈局的實現，包括相關問題的介入與妥協。由於涉及國家力量的博弈，需要高層級領導進行協調指揮與落實。
簡要而言，就是香港需要重新定位。而從目前的狀況看，重中之重就是保障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郭偉峰：結語：
各位專家學者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經驗與需要進一步克服的問題，都進行了精闢的分析論述，尤其是為推動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所提出的意見與建議有深度、有價值。“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有待完善、有待創新、有待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全社會集思廣益，尤其是專家學者必須運用問題導向思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真知灼見，這樣才能達到最好的結果。
在此補充一點我個人的意見：展望今後，香港要在塑造正確的“新三觀”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我們專家學者更應該帶頭鼓與呼。何謂正確的“新三觀”？
第一是正確的國際觀。香港回歸25年來，保持與擴大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並非一個懂得國際政治的城市，香港社會的國際觀一直是偏重認同歐美的國際觀，並不太瞭解中國的國際觀，容易造成香港社會在國際政治博弈中迷失方向，甚至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站錯隊，成為歐美國家反華制華的輿論場、傳聲筒，因而站在自己國家的對立面。因此，香港今後務須加強對中國國際觀的認識，積極支持中國捍衛世界公平正義，維護全球戰略穩定，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係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絕對不能以歐美的國際觀馬首是瞻。
第二是正確的國家觀。香港回歸25年來，愛國思想已經形成社會主流，但是毋庸諱言香港社會的國家觀則一直處在矛盾之中，其中最大的誤區就是“愛國可以反共，反共也是愛國”的思潮泛濫，導致外部反華勢力毫無阻礙地重兵集結香港，利用香港作為反共的棋子，進而鼓動反內地、反中國，唯恐中國不亂，2019年的教訓非常慘重。今後愛國者治港的地位牢不可破，但是認同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地位、領導能力，支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成為香港社會國家觀的主流認知。在正確的國家觀指導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新時代的重大使命。
第三是正確的兩制觀。香港回歸25年來，用時間證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的，是成功的，但是長期以來香港社會的思想障礙主要發生在對“一國”與“兩制”之間的主從關係認知混淆，歷史已經證明是錯誤的，並作出了強有力的糾正。在牢固樹立“一國”原則之後，今後如何平衡兩制之間的關係將會成為重中之重。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這是兩制和諧相處的基本原則。與此同時，在不危害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如何更好地改良自身的資本主義制度，甚至吸取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經驗，解決自己舊的制度難於解決的社會問題，更是需要深入研究、努力創新的兩制觀。
評論員簡介
郭偉峰：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
王春新：廈門大學經濟學博士，中銀香港經濟與政策研究主管。
李風：香港亞太戰略安全研究所所長、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香港資深媒體人、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曾任香港多家傳媒中國部主任，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專訪習近平，境外媒體專訪習近平第一人。獲聘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客座教授，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特邀研究員。多次獲邀赴日美兩國外交機構及戰略智庫做學術訪問。著有《兩岸隨筆》、《堅守香港》。
李劍諸：《思考香港》執行總編輯、香港兩岸客家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台灣政治大學訪問學者，歷任團結香港基金顧問、中國日報亞太分社社論主筆、大公報社評委員會委員、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翻譯。
胡偉星：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特聘教授；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教授。研究課題主要集中在國際安全問題，東亞國際關係，亞洲的地區主義，中國外交政策和兩岸關係。
紀碩鳴：超訊國際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總編輯、香港資深媒體人、鳳凰衛視評論嘉賓。亞洲最佳記者，六次獲亞洲出版業協會頒最佳報道獎，亦獲香港最傑出同志議題報道獎。擅長新聞的深度報道，善於捕捉熱點及重大新聞。著有《智慧的身影》（香港出版），《馬英九走出崎嶇路》、《終結美元》（上海出版），《中國新政》、《信仰》（北京出版）等書。
郭一鳴：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資深香港傳媒人，曾兩度擔任英皇集團旗下報紙《新報》總編輯，亦曾任職《成報》擔任副社長兼總編輯，亦是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劉瀾昌：香港中觀研究所所長，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時事評論員。曾任職香港《開放雜誌》、《經濟日報》、《星島日報》、《蘋果日報》、鳳凰衛視、亞洲電視等媒體，策劃製作“解密百年香港”、“澳門五百年”、“香港望族”、“三年零八個月” 等電視特輯。主持論政節目“把酒當歌”，著有《香港一國兩制下的新聞生態》、《aTv絕密文件》等書籍。
羅祥喜：中評智庫基金會執行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總編輯。
王平：中評智庫基金會副執行長、中國評論通訊社副社長。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