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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合之衆、信息繭房與台灣反智社會的民粹表達
http://www.CRNTT.com   2022-08-18 12:34:56


 
  對於信息繭房而言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它是由少數領導者(組織領導者或觀念引導者)引導與操縱的。對於這些領導者而言,有效的方法就是操縱信息環境,通過改變象徵符號和控制宣傳重點的方式,操縱大衆對外部世界的感知。在這個結構中,公共事件與公衆其實毫不相干,即使群體參與甚至是主導了公共事件,其中的個人也未必能搞清楚事情的全貌。對於參與的個體來說,這些公共事件“發生在一個遙遠的地方,被幕後一個不知名權力操縱著——如果它們是可以被操縱的話。作為一個私人性的人,他根本不能確定發生了什麼,誰在操縱,以及他將被引向何方”。⑨在信息繭房已經形成的情況下,群體領袖所要做的不過就是維持對群體信息輸入的頻度,或者說維持信息繭房邊界的強度。信息繭房中的大衆很少有主動性(或者是不具有主動性的能力),更難以影響和改變什麼,他們的主要功能就是被動員,然後提供政治支持。當然,信息繭房本身可能提供某種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一種滿足感和歸屬感,甚至提供個體和群體能够感知的某種神聖感。這些情感在很多時候可以代替是非標準與價值判斷,成為群體行為取向的支配性力量。民進黨在執政過程中屢屢凸槌,但其基本支持者卻一直選擇原諒,其中就可以看到高強度信息繭房的影響。更有甚者,當年陳水扁貪腐弊案爆發,仍有台南農民宣稱“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他們在信息繭房中創造出了“本省人被打壓、台南娃被欺負”的叙事結構,居然能為“保扁行動”加賦某種“神聖感”,使這一活動維持了較長時間。

  信息繭房的加強需要外部能量來源,一般來說這種能量主要來自於持續不斷的組織與運動。通過這些運動,群體在一個方向上持續接受某種意識形態灌輸,再加上信息繭房自身排拒異己觀念的特性,信息繭房觀念的純化程度往往會越來越高。除非發生結構性改變,如維持信息繭房的組織形態被破壞,或者維持外部能量輸入的運動方向發生偏轉,否則信息繭房的強度很難被削弱。需要說明的是,個體成員經濟條件以及社會整體經濟發展遭遇挫折并不一定影響信息繭房的強度,收入的降低反而可能被別有用心(或者下意識)地錯誤歸因,從而反向加強信息繭房。在台灣社會群體中,將台灣經濟長期不振歸因於大陸“經濟統戰”者所在多是。因為這種錯誤歸因的存在,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雖然能帶給民衆很大的利益,卻并不一定能減弱台灣社會信息繭房的強度。當然對於群體領導者來說,維持信息繭房是一門生意,他們自然會算計成本收益。但對於一般的烏合之衆而言,經濟狀況倒真未必是維持信息繭房的主要原因,食不果腹卻心繫天下者并不少見,他們參與群體行動在許多情況下是一種心理需要,與經濟狀況關係不大。信息繭房的這些特點意味著其觀點比較容易走向偏激,因為更為激進的觀點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增加個體的安全感,而對於群體來說更加激進的觀點往往更能增強群體的凝聚力。揆諸台灣“獨派”團體的激進化過程可以看出,其走向激進化事實上是信息繭房發展的自然結果,在這些信息繭房中,溫和者要麼變得激進,要麼退出,根本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因此可以看到這些“獨派”團體雖然經歷了諸多人事變更,但激進化方向卻一直無法改變。

  三、民粹政治:反智社會的政治表達

  信息繭房大量存在的社會大概率是一個反智社會。一般意義上的反智主義,主要指對思維生活及其代表人物抵觸和質疑、經常性地貶損其價值的傾向。莫頓·懷特則區分了反智者與反智主義者,前者敵視知識分子,後者熱衷於批評知識和生活中的理性知識主張。⑩本文所指的反智是指“反智識”。從台灣社會的政治實踐來看,信息繭房本身的封閉性、排拒不喜歡信息等特徵決定了其內部理性討論空間非常逼仄,反智主義的流行是一個大概率結果。近年來台灣社會“名嘴”荒腔走板的論調迭出不窮,諸如“大陸人民吃不起茶葉蛋”、“大陸冬天缺煤拆桌子生火取暖”,都曾經堂而皇之出於電視媒體節目中所謂“專家學者”之口。這些所謂的“專家學者”以自己的努力,成功地把“名嘴”變成了一個侮辱性詞彙。不過問題倒不在於這些“名嘴”們怎麼說,而是他們敢這麼明目張膽在大庭廣衆之中胡扯暗示的事實是:確實有人喜歡聽聽這些論調,可能還是為數不少的特定人群喜歡聽。這應該是比較典型的反智社會特徵,規模比較大的人群罔顧事實與常識,衹接受自己喜歡聽的論調,排拒自己不喜歡的信息。這種現象反過來又吸引著一批為稻粱謀的知識分子趨之若鶩,不斷向社會智識發起挑戰,致使謬種流傳,智識受到壓制,社會反思的能力更是遭到極大削弱。

  民粹主義與反智社會大約是伴生的現象,二者共生與發展的歷史和邏輯起點在於代議制下信息繭房的形成及不斷擴大。台灣社會民粹主義的擴張近年來明顯有加速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反智社會的政治表達。按照米勒的定義,“民粹主義是一種特定的對政治的道德化想象,是一種在政治領域內一群道德純潔、完全統一,但在我看來純屬虛構的人民,對抗一群被視為腐敗的,或其他方面道德低下的精英們的認識方式。”⑪民粹主義并不反對代議制,相反代議制是民粹主義的溫床。以定期選舉為特徵的現代西方代議制下的政治動員,在多數情況下與社會理性能力的提升是相悖的,尤其是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後,降低聰明與愚蠢的標準,讓人們更容易信服極端立場已經成為政治人物較優選擇。在內華達州共和黨初選中贏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者中57%的選票之後,特朗普說“我熱愛教育程度低的人”。⑫事實上,民進黨發展初期早就把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作為主要的支持基礎,衹不過近年其支持結構才有所改變。

  民粹主義和反智社會到底是誰成就了誰,因篇幅所限,這裏無法深究,但以目前時間橫斷面來看,二者關聯性非常明顯。作為一種特定的政治道德化想象,民粹主義的論述結構主要由“悲慘的過去、不堪的現在、美好的未來”三部分組成,這在世界範圍內大約都是一樣的,是民粹主義的標配。民進黨對國民黨的污名攻擊甚至是全盤否定,在能源問題上對核能的不堪描述,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對過去與現在的否定是民進黨定位自身的一種方式,在這個結構中,他們被設定為天然的領導者。民進黨的民粹主義想象不但指涉政治精英,而且要求大衆也必須具有這種想象。衹有這樣,大衆才能相信其極端主義立場。極端主義立場往往以錯誤事實而非意見不同為基礎,要理解那些事實錯誤,不但需要基本的知識,還需要批判性思維的能力。以此來看,民粹主義本來就有反智的傾向,或者說反智社會天然滿足民粹主義的需要。民粹主義的施政本來就經不起推敲,因此根本不需要甚至要消除來自民間的批判性思考。民進黨自上台以來利用公共資源推行“去中國化”的教育改革,推動割裂兩岸文化聯繫的歷史建構,擴大社會對立與分裂,利用宣傳機器對正常智識發動攻擊,就是要模糊台灣社會的是非界限,消除民衆對智識的敬畏之心,降低聰明與愚蠢的標準,促成反智社會形成,進而在此基礎上達成民進黨“永續執政”的目標。

  民粹主義不是單純的平民政治,而是精英主義在現代社會的延伸與發展,衹不過精英的權威來源,由原來依靠軍事力量或者是世襲制度變成了依靠所謂“民意”的形式。台灣社會在1980年代以前并沒有顯示出民粹主義的典型特徵,主要原因在於,威權主義結構下民衆的聲音無法全面影響政治系統,尤其是精英甄補與政治決策過程,受民衆意見影響不如2000年以後那麼大。易言之,信息繭房對台灣政治的影響是在所謂“民主化”的過程中產生并發展起來的。民粹化是目前西式民主制度發展道路中較差的路徑取向,而台灣偏偏就選擇了這種路徑,在某些面向上已經出現了“拉美化”的跡象。信息繭房的大量存在為民粹主義提供了堅實的支持基礎,執政精英用理念的約束和少量的利益收買就可以聚攏一批烏合之衆,以高度組織化的方式控制一盤散沙的社會,從而在政治純粹的集體幻象中將精英主義政治推向新的高度。

  民粹主義的問題在於社會失去了檢討與制衡的能力。一方面,特定政治人物或者政黨以“民意”為幌子在政黨政治結構中建立起無法動搖的優勢;另一方面“民衆”變成帶有某種神聖色彩的社會存在,根本不容批評。群衆會不會犯錯?從邏輯上講是會的,但即使認知到這種錯誤,現實政治中卻不允許表達,更不允許批評。政治人物自然明白這些道理,於是政治人物不但不會設法矯正民衆的錯誤,反而會迎合他們。就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所說的那樣,政治人物會“奉承他們的偏見,背叛他們的利益”。特別高明的政治人物不衹會迎合當前的錯誤觀念,還會引導滿懷感激的民衆,朝向明天“更好、更新穎”的錯誤觀念進發。他們會說出民衆想聽的話,甚至把民衆“以後”想聽的話也一并托出。⑬台灣政治選舉甚至平時的政治運作中,“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場面早已是司空見慣尋常事。從這個角度上說,所謂“爭取民意”不過是引導、操縱民意的委婉說法而已。或者說,期待“民意回歸”是個假問題,而引導與操縱民意才是問題的本質。

  民粹主義很少將政策績效作為執政的基礎。作為一個想象的道德秩序,民粹主義者執政的基礎性支撑是想象中的道德結構,以及政治人物或政黨在這個結構中的核心地位。在民粹主義者製造的神話中,世上存在一個真正的人民群體,一個同質性的、永遠正直的人民,全體人民可以通過一個聲音表達心聲,而民粹主義者就是這個聲音,是人民獨一無二的道德代表。民粹主義習慣於將政治對手“非法化”,指控自己的競爭者“非法”并不是在表達政策分歧,而是將政治對手妖魔化,“揭露”他們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敗。⑭這是民粹主義的一般性特徵,但用來描述台灣政治毫無違和感。民進黨上台以後,儘管民生經濟口號喊得震天響,但執政績效卻并不是其施政時首要考慮的目標,不然就不會出現不顧經濟發展而強化兩岸對立的行為。

  台灣的民粹政治主要有三個關鍵的支撑性結構。(1)民進黨一直試圖給自己打造“台灣人代表”的形象,所謂“本土”、“愛鄉土”等訴求基本反映了這種企圖。(2)對立的政治結構,以民進黨為代表的民粹主義者永遠需要一個敵人,這個敵人以前是國民黨,現在是大陸,而且這種政治對立結構與政治衝突被賦予了強烈的道德意涵,民進黨在這個結構中一定會把自己塑造成“被打壓”和“被欺負”的受害者形象。(3)對信息繭房的控制。民進黨以前經營的“本土化”論述建構,近期推動的所謂“認知作戰”,都是通過意識控制強化所謂“民意”支撑結構。在上述結構下,通過揭露腐敗或者以政治人物的道德問題打擊民粹主義政治人物聲譽的想法往往顯得不切實際。有了上述這些結構的保護,民粹主義者凡事皆可甩鍋,於己不利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將責任推到敵對者頭上,民進黨最常用的伎倆就是甩鍋給大陸或國民黨。這裏問題的關鍵不是在於他們如何甩鍋,而是他們的說辭可以被信息繭房中的烏合之衆接受。在“非我族類”的心理結構下,信息繭房控制的民衆會選擇性地忽視於他們不利的信息,甚至可能將這些信息進行反向解讀,把負面行為解釋成為“我群”崇高目標服務的手段。當年陳水扁貪腐案浮出水面後,“急獨”勢力迅速提出類似說法,認為陳水扁貪腐是為“台獨”積纍資金,這種說法一時淪為笑柄,但從民粹主義的視角來看,卻不是偶然。

  四、結語

  台灣的民粹主義政治是結構失衡的結果。一旦政治人物或者政黨大範圍建構并控制了信息繭房,社會對政治的制衡作用就會大大削弱,台灣社會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民間社會基本無法制衡民進黨。以前曾被寄以厚望的社會運動,後來越來越暴露出民進黨奪權工具的真面目。事實上民進黨上台後台灣已經看不到像樣的連續性社會運動了。在烏合之衆無法組織起有效制衡的社會中,社會未來的發展將會增加許多不確定性。在這種情境下,所謂“選賢與能”的訴求衹能是鏡花水月,相反選舉衹能選出那些受過專業訓練、能說會道,卻“誠心誠意”不在乎政績的人。“很多政客會聘請經濟學家提供咨詢,但是雄辯大師卻主導其事,因為他們擁有最寶貴的政治技巧,知道如何在正確和受歡迎之間謀求最適當的平衡。”⑮在民粹主義者的利益與執政績效不衝突的時候,執政績效尚能够被尊重,但當二者衝突時,執政績效是首先被犧牲的對象。

  台灣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頗積攢了些家底,但民粹主義政治的擴張與膨脹卻使未來發展之路頗不樂觀。從政治結構變遷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的發展模式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在“吃老本”,也可以稱其為“消耗式發展”。一方面,民進黨當局將大量的資源耗費在兩岸對抗上,尤其是對美國交的保護費,就是一個無底洞;另一方面,台灣社會的反智傾向緩慢銷蝕著社會理性,而缺乏理性空間的社會很難實現持續性的穩定發展。這種局面有沒有解?現在來看很難,因為反智傾向的社會基礎已經形成,台灣正在滑入民粹主義的淵藪,如果沒有外力強行大面積改變烏合之衆的群體觀念,僅依靠民間的自覺意識短期大概很難解決這個問題。事實上,目前台灣的發展已經出現了比較多的問題,例如能源問題,明明“廢核政策”問題很大,而且曾經“公投”通過了“以核養綠”的提案,但在2021年底舉辦的所謂“四大公投”中,“重啓核四”仍然被多數否決。這不過是台灣社會問題的冰山一角,⑯至於未來發展狀況如何,衹能交給時間去檢驗了。

  註釋:

  ①這裏的“理性”采用簡化的概念,指的是社會大衆對社會治理與發展目標設定與實施過程看法以及相關行為取向的邏輯自洽性。

  ②嚴格來說是勒龐的著作被譯作《烏合之衆》,這本著作版本很多,但基本都采用了“烏合之衆”的譯名。

  ③(法)古斯塔夫·勒龐著,佟德志、劉訓練譯:《革命心理學》,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111頁。勒龐文中所謂的“群衆”概念與本文的“群體”概念其實指涉的是同一類人群。

  ④ (英)蒂芬妮·史密斯著,林金源譯:《情緒之書》,(台灣)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91頁。

  ⑤ (美)史蒂文·斯洛曼、(美)菲利普·費恩巴赫著,祝常悅譯:《知識的錯覺》,中信出版社,2018年,193頁。

  ⑥劉海龍著:《宣傳:觀念話語及其正當性》,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年,68頁。

  ⑦(美)凱斯·桑斯坦著,畢競悅譯:《信息烏托邦:衆人如何生產知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轉引自彭蘭:《導致信息繭房的多重因素及“破繭”路徑》,《新聞界》,2020年第1期。

  ⑧(法)古斯塔夫·勒龐著,佟德志、劉訓練譯:《革命心理學》,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117頁。

  ⑨劉海龍著:《宣傳:觀念話語及其正當性》,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年,68頁。

  ⑩(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張晨譯:《美國的反智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1年,7頁。

  ⑪(德)揚-維爾納·米勒著,錢靜遠譯:《什麼是民粹主義》,譯林出版社,2020年,25頁。

  ⑫(美)蘇珊·雅各比著,曹聿非譯:《反智時代:謊言中的美國文化》,新星出版社,2018年,4頁,309頁。

  ⑬(美)布萊恩·卡普蘭著,潘勛等譯:《理性選民的神話》,(台灣)大牌出版,2016年,285頁。

  ⑭劉擎為《什麼是民粹主義》中譯本所作序言,見(德)揚-維爾納·米勒著,錢靜遠譯:《什麼是民粹主義》,譯林出版社,2020年,9頁-10頁。

  ⑮(美)布萊恩·卡普蘭著,潘勛等譯:《理性選民的神話》,(台灣)大牌出版,2016年,287頁。

  ⑯陳星著:《台灣社會:徘徊在十字路口》,《現代台灣研究》,2022年第1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6月號,總第2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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