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由社運和政黨共同推動的政治建構過程，公共政策問題和兩岸問題都被捲入這個政治建構過程之中，無不沾染上階級分化的標籤。蔡英文在她的文集《英派》裡指出：“全球化經濟加大貧富差距，在台灣已產生階級及社會矛盾；此時兩岸加速經濟交流，又出現扭曲的政商利益結構。兩者產生的分配問題產生加乘效應，終於演變成世代之間的衝突。”⑩這裡把貧富分化、世代分化與兩岸問題牽連起來了。而“太陽花學運”組織者傳播的《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寫道：“這些由大財團、大企業、少數執政者所組成的跨海峽政商統治集團，隨時可以拋棄台灣，隨時可以轉往世界上任何一處勞動力更廉價的地方。他們就像吸血鬼一樣，吸干一個國家青年的血汗，就開始尋找其他國家青春的肉體。”⑪在這裡，“跨海峽政商統治集團”作為學運鬥爭的靶子，彙聚了貧富、認同、世代等多種分化內涵，不僅是為富不仁的代表，而且具有“吸血鬼”一樣醜陋、恐怖的形象，成為號召新世代良善愛台青年勇於抗爭的最大激勵。這種製造對手並進行妖魔化渲染的手法，也使學運中各種衝擊、霸佔公權力機構（“立法院”、“行政院”等）的現實違法（illegal）行動看起來似乎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與“終極正義”（ultimate justice），從而提升了學運參加者及支持者的道德形象。對於新世代學運的仇富、恐中、反馬心態以及展現出來的大規模社會動員能力和反體制衝擊行動，蔡英文和民進黨精英是十分欣賞的，甚至自感“望塵莫及”，欽佩莫名。為此，蔡英文強調民進黨應與社運團體建立“夥伴關係”，開展“默契合作”，形成“分進合擊”的策略以對付國民黨。⑫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建構下，貧富分化與其他社會分化形態互相影響，使台灣社會遍佈複雜的社會分歧點，極易成為政治動員的導火索。這是台灣民主化以後公共治理最難於處理的問題，也是各種吸引眼球的政治敏感事件之所以層出不窮的社會根源。
分化社會與社會動員
因此，我們必須系統地思考台灣的社會分化問題（social differentiations）。我所提出的社會分化是一個多重的動態概念，既包括過去幾十年來台灣社會既有的認同分化問題（基於省籍-族群-統獨問題的認同分化）和地域分化問題（主要是南北部的經濟發展程度差異），也包括近年來日益凸顯的貧富分化問題（包括階層分化、財富分配不均、反商仇富心態等）和新興的世代分化問題（以“首投族”為代表的新世代與中老年世代在社會心理、國家認同、政治參與、生活態度等方面的矛盾）。而且，當前台灣社會分化的突出特點及其運作效果是：各類新、老分化問題相互影響、滲透，形成了行動能力十足的社會力量、政治敏感性極強的社會輿論以及更加直接的政治參與方式，一方面衝擊了過去習以為常的精英主導的公共政策決策過程，另一方面催生出新的選舉動員模式，改變了主要政黨的社會基礎。前者的典型例子是2014年春“太陽花學運”對服貿協議的衝擊，後者則體現在2014年底“九合一”選舉以及2016年初台灣大選中的各種網絡政治動員，特別是對柯文哲的網絡造神運動和對“周子瑜事件”的政治情緒宣洩。
這些具有網絡化、年輕化、民粹化、具有高度社會動員能力甚至反代議制民主的社會運動，乃是上述四類社會分化彙集反應的結果。2013年8月因陸軍下士洪仲丘受虐死亡案引發的25萬“白衫軍”凱達格蘭大道示威事件，可以視為這類社運成型的標誌性事件。類似的事件還有苗栗大埔拆遷案爭議、台北文林苑都更案爭議、反媒體壟斷運動、反核四運動、反國光石化案等。在這類社運中，Facebook和PTT等網絡社交工具成為從網絡到現實的社會動員的利器。“公民1985行動聯盟”、“巢運”、“民主陣線”、“島國前進”、“基進側翼”、“民主鬥陣”、“民主黑潮學生聯盟”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學運/社運組織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有的甚至只是在Facebook上註冊一個帳號，就可以開展網絡社會動員），挑戰馬英九當局的土地政策、住宅政策、兩岸經貿政策、軍隊改革政策、環保政策以及能源政策，甚至激化兩岸認同矛盾，最終在2016年初的大選中彙聚成時代力量和社會民主黨兩大新興政黨。其中，接續“太陽花學運”聲勢的時代力量在黨主席黃國昌的帶領下贏得了5個“立委”席位，組建“立法院黨團”，一舉由反代議民主體制的先鋒翻身而成這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
不良政治週期的運作
2008年以來，隨著台灣經濟波動減幅到失去動能（2015年台灣GDP增長率只有0.85%），各種社會分化相互影響下的社會碎片化格局開始固化，台灣的不良政治週期形成了：國民黨重返執政不久即遭遇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大衰退，經過一番努力應對，經濟稍有復蘇後立即面臨公平分配財富蛋糕的社會壓力，但受財政收支能力下降和貧富差距擴大的雙重制約，公共政策決策在分配優先或增長優先之間左右為難。同時，國家認同矛盾、南北地域發展差距刺激了不同社會群體的自利意識，對重大政策議題的社會共識基本沒有可能形成。於是，複雜分佈的社會分歧點所構成的“導火索”一旦因偶然事件引燃，激進的新世代就能利用網絡新媒體迅速開展社會動員，組織社運，引發政治緊張，而政客們大多見獵心喜，想方設法加以扶植和利用。這是馬英九第二任期內最常見的社會問題螺旋式激化的模式，是多種社會分化共同作用進而高度政治化的結果。不過，蔡英文上台後其實也很難完全避免按如此模式運轉的社會問題。因為經濟狀況不好，而且社會碎片化，誰當家，誰承擔。這一點蔡英文已經意識到了。不過，國民黨一慣忽視培養青年週邊社團，現有的國民黨青工會和青年團要麼為高官子弟和地方派系子弟操控，要麼缺乏網絡草根動員的決心與經驗，因此國民黨雖然成了在野黨但恐怕缺乏利用社運的能力。
在不良政治週期中，多種社會分化作用下社運的蔓延，就是一種缺乏經濟持續增長和整體福利擴張下的自我消耗，長期來看沒有贏家，都是輸家，因為特定社會群體一時的權利獲益往往同時伴隨著整體性的制度損傷。各種制度損傷日積月累，最終造成的只會是體制的失能和治理的失敗。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三十年左右的台灣民主化和政黨競爭，建立起後威權時代的政治秩序，依託各種民主制度和政策過程為台灣人民供給出民主規則、民權保障、市場效率、福利改善以及良好社會規範等重要的政治-社會功能，但是如果這些制度和政策過程一再受損，這些彌足珍貴的功能也將“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所以，蔡英文執政下如何應對潛能十足的社會力量，將是未來若干年台灣政治發展的新內容。時代力量黨已經在“立法院”中發出了要監督民進黨執政的聲音，各種獨派社團、環保社團、社福社團在推送蔡英文和民進黨上台以後緊盯著民進黨的施政舉措。他們不會忘記十幾年前陳水扁上台執政卻背離社運團體，大搞政商權錢勾結的往事。三年前，“萬人送仲丘”活動的主持人喊道：“民進黨如果真心誠意捍衛我們的價值觀和理想，全世界都會聯合起來説明你，但如果不是真心誠意，只想著下次選舉，民眾不會站在你這邊。”蔡英文說她隨時把這句話放在心上。⑬那麼，在高舉“公平正義”理想旗幟但又兼有反全球化、反市場化和仇富心態以及強烈“台灣國認同”的新世代社運面前，直接承受中、美大國壓力的蔡英文和民進黨還能像在野時期那樣縱情欣賞和支持社運嗎？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因為民進黨政權與社會力量的互動將重新界定台灣參與亞太經濟整合的步伐以及兩岸政經互動的格局。
總結：台灣政治經濟的未來——
分化社會挑戰民主社會
在台北，一位老先生，曾任政府文官的社區義工，告訴我：民主當然好，但是民主越多，下層老百姓就會越想念威權領袖蔣經國。因為不是民主越多社會就治理得越好，不是社會越多元民眾的福利就越能得到保障。
台灣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選，這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這個制度的形成過程（即“民主化”）受到不少“先天病灶”的影響，包括早期的省籍-族群衝突、南北部發展差距以及近年凸顯的國家認同矛盾和貧富分化問題。基本上，民主制是系統性代表社會利益的方法，但僅憑本身無力去改變社會利益的分配，需輔以其他現代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制度，包括法治、市場、公權力配置等。三十年前台灣民主化的啟動有其問題意識，亦即改變權力資源的產生和分配模式，包括開放政治市場（開放“黨禁”、“報禁”），讓民眾平等獲得利益代表（解散“萬年國會”）以及最高權力的普選（“總統直選”）等。
不過，隨著第三次“政黨輪替”的完成，台灣民主也已進入了“鞏固期”（democratic consolidation），這時候，由於四大社會分化形態同時存在，不良的政治週期隱然成型，促使台灣民主政治運作的問題意識發生了重大變化，可持續發展、有效公共治理以及公平分配的供給成為新的政治任務。這就是未來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重大命題，是分化社會對民主社會的時代挑戰。如果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不能完成這些任務，就不能嫉妒威權領袖的余蔭，無法逃脫政治摩天輪的無情周轉。
民主政治不確定，分化社會無共識，這兩條是現代公共政策執行的難關。大陸對台政策雖然還算不上完整意義的公共政策，但也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台灣政治發展的這兩條邏輯。今天，台灣的社會分化和政黨輪替成為大陸對台政策繼續發展的激勵因素，未來政策改進的著眼點應更有針對性和前瞻性，在堅決反“台獨”的基礎上推行讓台灣民眾“有感”的政治干預，擴大對台灣新世代的政策吸納，全面佈局構建兩岸安全共同體等。具體內容留待下文繼續討論。
註釋
①See Yongping Wu, A Political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State Survival,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Economy, 1950-198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d, Suzanne Burger and Richard K. Lester, Global Taiwan: Building Competitive Strength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y. Armonk: M. E. Sharp, 2005.
②Iana Dreyer, et al, “Beyond Geopolitics: The Case for a Free Trade Accord between Europe and Taiwan”. ECIPE Occasional Paper, 2010, No.3.
③童振源：《台灣未來關鍵下一步：透視2016選前兩岸關係發展與政策》，新北市：博志文化，2014年8月，第53頁。
④台灣“行政院財政部統計處”：《財政統計年報2014》，台北：2015年。
⑤蔡世峰、鄭振清：《兩岸經濟合作對台灣經濟增長與波動的影響——基於廣義脈衝響應函數之實證分析》，《台灣研究》，2016年第2期。
⑥Zhenqing Zheng, “Taiwan's Wealth Gap and the Evolution of Electoral Poli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Asian Survey, September-October, 2013, 53(5).
⑦鄭振清：《台灣貧富分化與民進黨“中間偏左”路線的演變，2008-2012》，《台灣研究》，2012年第3期。
⑧Dongtao Qi, “Glob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Issu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aiwan: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mited Resurgence of the DPP during 2008-2012,” The China Quarterly, 216, November 2013.
⑨鄭振清：《蔡英文與民進黨路線調整：分配政治與兩岸關係》，《中國評論》，2014年9月號。鄭振清、巫永平：《貧富差距擴大的政治效應：全球金融危機以後東亞選舉政治變遷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1期。
⑩蔡英文：《英派：點亮台灣的這一里路》，台北：圓神出版，2015年，第104頁。
⑪“黑色島國青年陣線”Facebook頁面《318青年佔領立法院，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41320579384529&set=a.236148243235096.1073741833.177308745785713&type=1&theater
⑫蔡英文：《英派：點亮台灣的這一里路》，台北：圓神出版，2015年，第108-109頁。
⑬蔡英文：《英派：點亮台灣的這一里路》，第112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4月號，總第22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