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5月6日電（作者 李華球）克里斯托佛.希爾（Christopher Hill）在其所著《變化中的對外政策政治（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書裡說：“理性是所有社會科學中最核心、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在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研究中尤為突出。”我深深地被這段文字吸引，一直在深思他的意涵與遠見。
克里斯托佛.希爾上述的說法，我的理解是，理性在社會科學中不只是最核心的問題，更是最棘手的問題，正因如此，如何在核心問題當中找到解決棘手問題的方法與方向，應該是政治學研究中的理論與實務的大方向與大思維所在。
探討理性這個議題，在當前變化多端的國際情勢、兩岸問題、內部糾結等方面，似乎是一個極有意義與深淺多樣的好問題，值得我們深切地進入其堂奧探索之。而此時正逢台灣2020大選的政黨初選階段，高雄市長韓國瑜在四月三十日吳韓會後說：“如果中央黨部、中常會有其他方式和安排，需要韓國瑜的各種安排，甚至民調都予以尊重。”韓國瑜可能參選的意願已有跡可循。
然而，韓國瑜自參選高雄市長乃至於當選市長就職迄今，接踵而來的指控與批評，從未停過，甚至於越來越趨嚴重而激化，面對這一波波而來的變化中的指控，似乎是韓國瑜必須面對與排除的重中之重。從克里斯托佛.希爾書中的“對外政策中的理性”之心理因素方面來探究韓國瑜如何在面對變化中的指控，進而找到接地氣的出路，似乎是一個值得探究及與時俱進的焦點。對此，就書中局部內容，提出幾點淺見，供韓市長參考，並就教於各界。
一、“心理因素分析的出現要早於對外政策分析, 而且某種程度上仍在與後者平行發展, 這一工作起源於大眾時期特別是極權主義的幽靈。前者只具有間接相關性, 應付它就像對付1791年大革命時期法國鄉村的大恐慌引發的群眾行為心理和群體歇斯底里症一樣。”由此，可以認知到，心理因素在對外政策分析方面的重要性，但我認為，心理因素分析的提出，應先在對外政策分析上有深入的了解，據此進行分析與解讀，才能有助對外政策的研判與具體作為，反之，則難免有見樹不見林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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