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以來，台灣社會政治權威日漸低落，大概每隔五、六年左右就會出現一次體制外的大型抗爭事件。一旦有了“政治引信”，來自社會底層和邊緣群體積蓄的反體制、反權貴力量就會渲瀉他們的不滿情緒。而作為最富於閒暇時間和體力精力、最沒有政治包袱的青年群體理所當然地就是體制外反對運動的先鋒隊。回顧2014年春的“反服貿運動”，其直接的導火索是國民黨黨籍“立委”以偷襲的方式快速表決通過“服貿協議”，但根本性的原因還是台灣社會積蓄多年的政治反對力量需要有一出口。據台灣媒體的報導，當時參與運動的許多年輕人根本就不了解《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具體內容，他們更直接地可能是透過新媒體直覺到自己在兩岸日益熱絡的合作進程中被日益邊緣化了。不僅是新媒體，台灣的傳統主流媒體建構出來的政治話語也早已把國民黨塑造成“權貴階層”，他們與台灣大財團一起被定位為各種兩岸協議的最大獲益者。這樣的趨勢對於所謂的“待業族、青貧族、無殼族和墊底族”的台灣青年群體來說是難於忍受的。因此，筆者認為，“反服貿運動”的本質是台灣中下階層挑戰既有的社會資源權威性分配結構的問題。
實際呈現出的“反服貿運動”表象要比各種評論所描述的複雜得多，用一元論的定性分析來解釋可能是蒼白無力的。作為“隔岸觀火”的旁觀者，我們所看到的“反服貿運動”推動力量遠不止於此階級階層矛盾問題。台灣的世代矛盾、媒體的推波助瀾、國民黨領導人的執政能力、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泛藍內部惡鬥、藍綠之間的鬥爭、民進黨人的介入、獨派勢力的火上澆油、服貿協議具體條文的爭議、海峽兩岸實力消長……等等，這場運動是各種社會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場運動充斥著多元性與雜亂性。對於大多數台灣青年參與者來說，他們是無意識的參與者，或者說是“糊裏糊塗”的參與者，還有一些人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參與者，他們把參與運動當作是難得的一場“嘉年華會”、一出可以盡情渲瀉個人情感的行動劇。其實當年參與“紅衫軍”運動的年輕人和香港地區出現的“佔中”青年何嘗不是如此。
問題是：台灣社會中存在的公平正義問題是否可以經過“太陽花”運動得到明顯的糾偏？台灣的年輕群體是否在運動過後得到實質性利益？答案是很清楚的。“反服貿運動”最直接的政治犧牲品就是《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生效時間被無限期推遲、國民黨政權的政治權威更加掃地。這場運動的“後坐力”直接在“九合一”選舉中給予國民黨沉重的打擊，這樣的結局可能是某些政黨所最樂見的結果，他們才是運動的真正贏家！而台灣工商界的競爭力因此受到的傷害可能是長期性的，多大程度影響到台灣經濟的競爭力還要更長的時間才能評估。台灣的部分青年群體在運動和選舉中暢快地渲瀉的不滿情緒，他們再次展現出影響台灣政治過程的能力。但是，又有多少人意識到他們再一次淪為政客們的鬥爭工具、又有多少人意識到台灣的長遠利益受到傷害？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戰略的長期性
台灣的“反服貿運動”阻滯了兩岸簽署協議的進程，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這是沒有爭議的。但我們不能將台灣內部的社會資源再分配問題引發的抗爭扭曲為台灣青年反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結論。對於“獨派”人士來說，“反服貿運動”的成功讓他們興奮不已，他們或許也可以將它理解成“台獨”運動的一場勝利。對於中國大陸急切期待兩岸“統一”的民眾來說，因為“太陽花”運動和“九合一”選舉結果產生悲觀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對於絕大多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支持者來說，2014年的台灣青年政治參與可以成為一次很好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戰略的再教育過程。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僅是大陸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歸宿。我們不僅不必因此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戰略喪失信心，而且可以因此更加全面地、辯證地、發展地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戰略。
首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但誰也沒有能力將之絕對化。只要國家仍然存在，只要有政權之爭，戰爭與和平的選擇問題就不會消失。對於我們來說，保持戰爭能力是為了維護和平，而和平發展才是我們的最高價值。如果僅僅因為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慘敗，我們就對和平感到絕望，那是對兩岸關係大格局和大趨勢的誤判。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大敗，還沒到“最壞”的局面，現在很多人都在預測2016年國民黨很有可能丟掉“中央執政權”，那不是更壞的局面嗎？即使2016年5月20日以後台灣政黨輪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仍然難以撼動，台灣某些政黨沒有遂行“法理台獨”的能力和條件。2000年5月民進黨第一次上台，許多人沒有一點思想準備，而且當時國民黨與中共之間還沒有握手言和，當時的中國大陸軍事力量遠不如今天。
其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張並非中共和國民黨人的專利，其實民進黨人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蔡英文等民進黨要角也都倡言兩岸和平發展。2000-2008年民進黨曾經有8年在台執政的經歷，事實證明“法理台獨”“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不要自欺人”。2008年以來，兩岸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人員交往日益密切，兩岸和平的基礎空前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典範，國際社會普遍讚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戰略選擇。
第三，不能簡單誤讀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所謂“台灣人越來越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我們可以找出十個以上的論據來質疑這樣的“民意調查”。簡明地講，一方面，兩岸敵對關係尚未結束，片面在台做這樣的“民意調查”只能證明兩岸敵對關係氛圍的強度變化，可以用來向對方政治施壓；其次，這些“民意調查”普遍存在“偷換概念”的問題。中國人傳統天下觀意義上的“國”的概念內涵不同於西洋主流話語系統中的“國家”，“中國”這個概念的現代意義是二戰以後領土主權邊界意義上的國家，與傳統文化中的“國家”存在微妙差別。兩岸之間各自主張的“國號”背後的真正意義是競爭中國代表權的“政權之爭”。台灣有些人故意在“中國”、“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三個概念之間玩政治魔術，偷樑換柱。曾有民意調查稱台灣人98%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是與所謂“中華民國”捆綁在一起的概念；人們不會相信這個“中國人”的概念內涵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所謂“台灣人大多數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故意將政權間的“國號”——代表權之爭曲解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之爭。多數台灣人暫時不能、不願承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國號並不是什麼新聞。
結 論
在可預期的未來，台灣不具備遂行“法理台獨”的條件和能力；現階段，兩岸也還不具備終極解決政權之爭的客觀條件。基於雙方共通的法理精神和兩岸雙方所處的內外政治現實，“兩岸同屬一國”的是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唯一政治選擇。兩岸人民都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政治分歧，海峽兩岸雙方彼此都需要更多更大的發展時間和發展空間，在和平的環境中共同發展，縮小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差距，爭取實現政權意義上的最終完全的統一，符合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戰略安排，就是給兩岸年輕一代創造更好的條件生活在一起，我們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要有更大的耐心和信心。在兩岸最終完全統一的進程中，台灣青年群體是全體中國青年群體中平等的一部分，兩岸青年同樣可以在和平發展進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要更多地瞭解台灣年輕人的需求，理解台灣青年人合理正當的利益要求，更多地發揮他們的正能量。我們要歷史地、發展地、全面地、辯證地看待台灣青年群體在台灣政治過程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展中的角色與作用，切勿將“太陽花”運動簡單地與“台獨”劃等號。
沒有參與就沒有認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項長期的、艱苦的政治工程，必須逐步地讓台灣青年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其中。台灣的年輕人有很大的可塑性，大陸方面要更好地理解、諒解、尊重與包容台灣青年群體，要展現出更大的自信和格局。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要深入研究如何讓台灣青年群體有機會更加廣泛地、深入地參與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來，如何讓台灣青年分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機會、利益和榮耀。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3月號，總第2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