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一國兩制”
推動政策創新發展和理論化提升
2014年9月，習總書記在會見台灣統一團體參訪團時，專門就“一國兩制”進行論述，並在海峽兩岸引起強烈反響，受到各方高度重視。應該說，自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後，島內一直對其抱有較深的疑慮，各種民調顯示60%以上的民眾不接受。這自然與李登輝、陳水扁一類的人物對“一國兩制”的污名化妖魔化有關，也與多數民眾不甚瞭解“一國兩制”的內容和做法有關。因此，讓更多台灣民眾瞭解和認識“一國兩制”，從而予以認同、支持和接受，就需要進行艱巨的理論工作和論述構建。
“一國兩制”是大陸對台政策的指導方針之一，也是一個理論化比較強的政策，它涉及到國家統一的模式和方案。自鄧小平以後，習近平是第一位專門論述“一國兩制”的大陸領導人，當然這並不是說他的兩位前任沒有談到過“一國兩制”，但他們在繼承性和延續性方面說的多，例如，說到“一國兩制”是偉大構想，要繼承鄧小平“一國兩制”的精髓等；但並未專門論述“一國兩制”，還談不上創新和突破。而習近平在“一國兩制”的創新性、發展性方面講了較多的話，也就是說，他不僅有自己的話語，更有其新的立論式觀點和展開性論述。
習近平在對“一國兩制”進行新論述時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我們認為，這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我們將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因為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他更著重強調：“'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這也就是“結合台灣現實情況，找到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實現形式”的構建型觀點的提出，而也被理論界歸納為“三個充分”。習近平還面對台灣參訪團做出“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的新論述。這些論述是習近平自己有創意的地方。這些觀點和論述充分體現了尊重台灣實際、重視台灣問題特殊性的實事求是精神，充分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問題具體解決”的辯證態度，也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人本特色。
正如有的評論指出的，習近平總書記對“一國兩制”的新論述，表明中央在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方針連續性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結合台灣的特殊情況以及台灣與大陸的特殊關係，更加注重探索“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實現形式，構建“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釋放出了更多的善意和包容性，體現了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因為提出要找到“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從研究的角度看，就是要努力的去構建“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即根據台灣問題的特殊性、複雜性，根據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現狀和內外因素，努力構建台灣版本的“一國兩制”，打造新的、能夠為大多數兩岸同胞接受的統一模式。這裡有兩個需要強調的含義：一是由於特殊性條件，台灣模式的構建要區隔於港澳模式，也就是不會照搬港澳模式。二是台灣模式一定要單獨構建，其構建過程一定會賦予自身獨特的內涵。
如上所述，“一國兩制”是大政方針，也是理論化的框架。在一系列對台政策中理論化程度高，需要專門論述。習近平在鄧小平之後再度專門地、有創意地論述“一國兩制”，並在創新性和發展性方面作出貢獻，提出了一些推動“一國兩制”理論構建的重要的、有新意的觀點。這是結合當前兩岸關係實際、國家統一環境變化對“一國兩制”理論的發展，對於找到適合兩岸實際、能夠為大多數兩岸民眾接受的國家統一模式和方案，具有指導意義和推動價值。
“努力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揭示兩岸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歷史趨勢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團發表講話，提出要努力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這是在“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和“兩岸一家親”理念的基礎上，習近平提出的又一個嶄新的理論構建型概念。
“兩岸命運共同體”最早是在2013年２月會見連戰時提出的，當時的說法是“大陸和台灣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後來，在會見吳伯雄、朱立倫等時則使用了“兩岸命運共同體”這一確定性的概念。習近平分別是在這樣的語境下說的：“積極促進兩岸同胞在厚植共同利益、弘揚中華文化的過程中，增進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增強民族自豪感，堅定振興中華的共同信念。”“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歷來是命運與共的。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兩岸聯繫日益密切的今天，兩岸是割捨不斷的命運共同體。面對新形勢,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要堅定信心、增進互信,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攜手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在會見朱立倫的場合，他一段話兩次說到“命運共同體”，呼吁“攜手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大家一起來干”。
除了上面這些講話外，在其它場合習近平也提過“兩岸命運共同體”，可以說這個觀點的提出和論述是密集的、連續的、明確的。特別是，在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對台政策講話，明確提出“努力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並且幾乎在同時，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裡也提出“我們將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同台灣同胞共擔民族大義，共享發展機遇，攜手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應該說到此時“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已經成熟，其理論化是必然的。這種理論化意味著，“努力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是對以上幾個大的觀點，即“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兩岸一家親”及“心靈契合”等的理論概括和重要推論，據此可以發展出新型的兩岸關係理論和國家統一理論。特別是，圍繞“兩岸命運共同體”這個核心概念，應該通過兩岸學者的努力，找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國家統一新的理論論述，這是重要的使命。
作為同一民族，兩岸本來具有“五緣”傳統優勢（血緣、地緣、文緣、法緣和商緣），這“五緣”是組成命運共同體的最基本條件。就近百年歷史而言，兩岸同胞經歷過共同的歷史遭遇，也就是說有著共同的命運；雖然台灣同胞的遭遇更加特殊一些，但也仍然屬於中華民族經歷的範疇。由於1949年後兩岸處於長期分離狀態，更由於“台獨”的宣傳和李扁“去中國化”，兩岸同胞在心理上存在隔閡，這種情況需要通過心靈溝通和“心靈契合”加以化解，也需要通過共同參與中國發展及崛起的過程加以消除，兩岸同胞更需要以共享中國發展利益及崛起收益來拉近距離、走向融合。現在，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趨勢和過程，將激活兩岸所具有的“五緣”傳統優勢，充實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條件。而在此時，兩岸關係的正確發展和實踐恰恰需要先進理念的引導，需要成熟理論的指導。
從相當意義上講，作為一個綜合性概念、引領性理念和構建型理論，“兩岸命運共同體”兼顧兩岸發展、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因此將具有很強的理論生命力。首先，戰後幾十年來，兩岸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現代化建設，在當今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加快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兩岸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的聯繫日益密切，人員往來越來越熱絡，兩岸未來的命運已經被粘合在一起。因此，歷史和現實都說明，兩岸的和平發展、共同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兩岸同胞需要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其次，在兩岸的和平發展、共同發展中，兩岸的互動融合會不斷加深，“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必然指向國家統一。再次，如同“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的概念一樣，“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也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聯繫的，是兩岸同胞共同參與的民族復興事業。在闡述“兩岸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時，習近平曾強調：“只要兩岸同胞、全世界的中國人團結起來，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定是指日可待的”。我們真誠希望兩岸雙方“承擔起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兩岸人民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平的神聖責任，團結兩岸各黨各派和各界人士，努力開創兩岸關係新未來，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讓中華民族巍然屹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結語
總之，在目前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時間節點，重溫習近平總書記的對台政策新論述，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這些新論述對今後兩岸關係發展有著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向性，要在新形勢下加以充分運用和有力的貫徹執行。而從理論上講，習近平對台政策論述所展現的四大亮點相互聯繫、有著極為密切的互動關係：底線思維與區間思維的結合表明對台政策的戰略思維特性，“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擴大了兩岸關係定位的包容性，對“一國兩制”的新論述（特別是“'一國兩制'結合台灣現實情況”）預示著對台政策和統一政策的理論化提升，“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表明國家包容性統一的趨勢和新型的國家結構性構造。從這四大亮點可以看出對台理論與政策體系創新發展的大致輪廓，對其有效整合將形成有關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的新型理論論述。而理論若能指導和引領兩岸關係實踐，亦將使兩岸關係的現實面貌為之一變，走向嶄新的境界。
註釋
①2015年所設定的經濟增速為7%左右，實際完成6.9%。2016年經濟增速設定在6.5-7%的區間，表明從“左右思維”轉變到了區間思維。
②2015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針對解決台灣問題和兩岸關系發展提出“四個堅定不移”，包括“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堅持共同政治基礎，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堅定不移攜手實現民族復興”。習近平在會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時提出“四個不會”：“我們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針政策不會改變，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贏的務實舉措不會放棄，團結台灣同胞共同奮鬥的真誠熱情不會減弱，制止'台獨'分裂圖謀的堅強意志不會動搖”。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8月號，總第22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