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創新與包容的關係
實現兩岸四地文化融合，將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又一次重大創新，是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重要環節與內涵的，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歷史一再顯示，在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正是中國不同區域的不同文化不斷融合，以及域外文化不斷融入，實現不斷創新，才形成了璀璨的中華文化。兩岸四地文化融合，具有不同於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曾經經歷的多次不同文化融合的特點：
首先，台港澳文化既是中國的不同區域文化，又各具有明顯的域外文化特質，所以兩岸四地文化融合，既是中國不同區域文化的融合，又具有域外文化融入的表現。
其次，兩岸四地文化融合，既是四地緊密聯繫而自然發生的，更是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強大政治行為，有力推動而發生、發展的。所以，中華文化發展史上重大的創新之一，是兩岸四地文化融合最基本的定位，不僅融合的成果表現出充分的創新性，將給中華文化帶來新內涵，而且融合過程表現出明顯創新性，將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創新行為。
歷史顯示，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文化融合，遵循的模式是:包容、趨同、出新。其中，包容是融合的前提和起點；趨同是融合的途徑和主體；出新是融合的目標和成果。兩岸四地文化融合基本上也遵循這模式。但這一融合遵循的模式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包容、求同、創新。這清楚反映了，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必然存在的，積極的人為促進及其重要影響。顯然，做為兩岸四地文化融合的目標和成果，創新對兩岸四地文化融合的全過程將有決定性影響，包容和求同都將從屬於、服務於創新。
文化融合中的包容，就是在承認不同文化之間差異的基礎上，接受並促進不同文化的和諧相處、密切交流，並最終實現融合。顯然，包容是文化融合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包容就不可能有文化融合。但是，文化融合中包容的形成和發揮積極影響，必須具備一些不可缺少的條件，不然就難以形成有意義的包容，並進而導致融合的失敗。考察中華文化發展史，可以瞭解、把握這些條件和它們的影響。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曾有多次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元代蒙古文化與漢文化融合基本失敗，以及清代滿文化與漢文化融合的重大成功，是最重要、最典型的兩個事例。儘管導致失敗與成功的原因很多、很複雜，但元代蒙古文化與漢文化的融合，始終缺失必要的包容，以及清代滿文化與漢文化的融合，在最初的嚴重缺失包容後，很快即形成了較全面的包容，應該是對這兩次文化融合的失敗或成功，有決定性影響的主要原因。導致這兩次文化融合中，截然不同的包容的原因也很複雜。歷史表明，面對兩種文化的碰撞，元、清王朝主政者截然不同的心態和政策，應該是決定性的原因。概括地說，元代主政者對漢文化始終排斥，而清代主政者對漢文化，則在最初的排斥後較快地轉為欣賞、接受，從而決定了各自對漢文化的不同包容政策，以及最終不同的融合結局。還有一些其他原因，例如不同文化在全面碰撞之前的相互接觸，滲透程度的不同，也是較重要的原因之一，。相對而言，蒙古文化與漢文化原先的相互接觸、滲透程度，明顯低於滿文化與漢文化的相互接觸、滲透程度，這對於元、清二代對漢文化的包容也有不可忽視的不同影響。這些歷史事實，對於後代有重要的警示和啟示。
實現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的包容，具有比此前經歷過的文化融合更有利的條件。四地文化同屬中華文化，它們的融合不是不同文化的融合，而是同一文化中不同部分的融合。所以，對於兩岸四地文化的融合，四地文化的相互包容應該不存在明顯困難。但實際情況卻明顯複雜，在現實的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包容問題仍然存在，而且仍然有著不可低估的不利影響。
近年來，大陸與香港之間出現一些摩擦，大到少數香港人士反對根據基本法制定的政改方案；小到香港民眾與大陸民眾之間屢發摩擦。雖然具體原因很不相同，但在深層次上還是與陸港不同文化的碰撞相關。少數香港人士反對根據基本法制定的政改方案，直接、主要的原因是組織發動者的反華政治立場，以及外部勢力的插手、干涉，而大部分參與者則主要是受到某些西方國家的“民主”、“人權”等意識形態影響。顯然，在嚴重政治鬥爭的同時，也存在不可低估的不同文化的碰撞。香港民眾和大陸民眾間的摩擦，基本都是具體利益衝突引發，但在深層次上，不同文化的碰撞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例如，部分香港民眾由於曾經比大陸民眾富裕而表現出某種優越感，但隨著大陸民眾快速富裕又出現失落感，部分大陸民眾則因快速富裕而由自卑感轉為自負感，二者導致的摩擦實際上也是兩者文化的碰撞。所以。處理香港與大陸的摩擦，當然首先必須在政治、社會、法律方面有必要的措施，但積極促進兩種文化的包容，則是在深層次上必不可少的。
大陸與台灣在兩岸關係的深水區的諸多矛盾，廣泛涉及政治、安全、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這些矛盾的出現當然各有不同原因，但在深層次上又都與大陸、台灣兩種文化的碰撞有關。最典型的一例是，一些台灣人士強調台灣已是“民主社會”，與大陸完全不同，並以此做為兩岸關係“永遠保持現狀”的根據。為消除這種認識及其影響，大陸方面提出並堅持的“一國兩制”方針，是基本的政治措施，同時還須根據對兩種文化碰撞的認識，積極促進兩種文化的包容，以消除碰撞對實現統一的阻礙。
上述分析表明，在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文化包容問題不僅存在，而且還有重要的新表現。無論大陸與香港，還是大陸與台灣的文化碰撞，都不是因文化底蘊不同而發生，實際上都是由香港、台灣文化中域外文化的影響才出現。如前所提出的，兩岸四地文化融合既是同一中華文化不同部分的融合，也是中華文化與域外文化的融合。這比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所經歷的歷次重大文化融合都更為複雜。這在文化融合的第一個環節，即做為起步環節的包容，就有突出表現。顯然，面對兩岸四地文化融合的新特點，實現這一文化融合，必須創新。而且，在融合的起步環節，即實現兩岸四地文化的包容，就必須創新。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儘管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十分重視大陸文化與香港文化的相互包容，但仍然出現前述的文化碰撞，可見處理文化包容問題的難度，以及創新的重要和困難。認識這一點，對於當前和今後處理大陸文化與台灣文化的包容問題，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充分發揮大陸的主導作用，與積極調動四地共同努力的關係
中華文化發展史表明，中華文化的發展就是始終在大陸文化主導下，不斷吸收、融合各相關不同文化，不斷豐富、壯大的過程。從古至今，大陸文化始終是中華文化的主體，延續幾千年從未改變。這是中華文化的突出特點。可以預料這一特點將繼續保持，甚至更為突出。這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表現，更是現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及其發展決定的。現在，大陸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體，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主體，也必然是實現兩岸四地文化融合的主體，必將在這一融合中發揮主導作用。台港澳文化是中華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分支，是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認為，大陸的主導作用是融合的核心，而四地的共同努力則是實現這一融合的基礎和可靠保證。所以，既充分發揮大陸的主導作用，又積極調動四地共同努力，將是實現兩岸四地文化融合的關鍵。
充分發揮大陸在兩岸四地文化融化中的主導作用，必須有有效的政策支撐。但最重要、最根本的則是必須建設健康、開放的大陸文化，建設具有強大吸引力、親和力和凝聚力的大陸文化。中共十八大召開以來，大陸積極推進，以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的文化建設。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做為中華文化主體的大陸文化的新發展，是非常複雜的課題，，不可能在此進行深入探討。筆者僅對與兩岸四地文化融合，有密切直接關係的兩個問題略做探討，即對於繼承中華文化傳統和接受域外文化的問題略做探討。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在幾千年不絕的發展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傳統。中華文化傳統既是當前和未來的中華文化的底蘊，也是兩岸四地文化融合堅實的基礎。所以，在文化建設日益受到重視，兩岸四地文化融合已提上日程的形勢下，繼承中華文化傳統問題，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對於需要繼承中華文化傳統一般沒有爭議，而對於如何繼承則在實踐中存在明顯分歧。實際上，在中華文化發展進入每個新的歷史階段時，都面臨如何繼承中華文化傳統的重大抉擇。毋庸諱言，中華文化傳統中精華與糟粕並存，繼承傳統不是全盤接受，而必須做出的抉擇，就是如何發揚精華、摒棄糟粕。在不同歷史時期，判斷精華或糟粕有不同的標準。在當前和未來很長時期中，這一標準就只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以，當前和未來很長時期中，只能以是否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決定對傳統文化的取捨。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華文化健康、持續發展，才能為兩岸四地文化融合提供堅實的，中華文化傳統的基礎。在幾千年的發展中，中華文化一直是開放的文化，是在不斷選擇、吸收、融合域外文化中，不斷豐富、壯大。但是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長期積貧積弱，導致了中華文化與域外文化關係模式的顛倒，盲目崇外和全盤西化取代了選擇、吸收、融合。這種模式顛倒帶來了廣泛、深遠的不利影響。前述大陸與香港、大陸與台灣發展的摩擦，在深層次上即與此有關。顯然，堅持對域外文化選擇、吸收、融合的模式，是大陸文化健康、持續發展，從而在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更有效地發揮主導作用，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在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積極調動四地共同努力，主要是制定和執行相關政策的問題。香港、澳門已經回歸祖國，兩個特區政府對於與大陸文化融合態度積極，明確支持中央政府的相關政策。所以，儘管存在很多困難，但港澳文化與大陸文化融合已有了可喜進展，而且特區政府肯定將繼續積極推進與大陸文化的融合。台灣參與兩岸文化融合問題處於完全不同局面。當前和未來很長時期，在兩岸關係的深水區，台灣當局對兩岸文化交流始終都將態度謹慎。所以，台灣參與推進兩岸文化融合，在很長時期內將主要依靠民間管道。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6月號，總第21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