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進入21世紀以來，中美綜合國力消長變化，開始出現歷史性轉折。自上一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以及現代化進程，積累的巨大能量進入21世紀後井噴式迸發，中國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都實現了全面、較快地持續增長。以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標誌，中美綜合國力消長變化，開始出現歷史性轉折，即雖然美國GDP總量繼續明顯大於中國，但差距已經大為縮小，而且還在持續縮小之中（見表2）。與此同時，中國的科技、軍事領域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與美國的差距開始明顯縮小。
雖然中國與美國的綜合國力仍然有明顯的差距，但由於在中美綜合國力對比中，美國是被追趕、被平衡的一方，所以當差距明顯而且不斷縮小時，美國產生了強烈反應。在過去四年中，美國的反應集中而且強烈，並對中美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方面，美國政府，包括美國軍方以及經濟界、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更充分認識到中國、中美關係對美國乃至對世界日益增大的重要影響，因而實際上更重視保持中美關係穩定和推進中美合作，這正是四年來中美合作一直是中美關係的主流、中美合作包括軍事合作持續推進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美國各界的不少人對中美綜合國力差距明顯縮小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感，甚至恐懼感，不僅已相對沉寂較長時期的“中國威脅論”再度泛起，而且還有新的發展，諸如“新興霸權國家與守成霸權國家之爭”、“中美關係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等言論廣為流傳。這些為中美安全摩擦大為增多、加劇，中美關係進入新的摩擦多發期提供了基礎和支撐。
需要認識到，中國的強大、綜合國力的增強，是中國發展的歷史必然，是任何外部力量無法遏阻的。美國應理解、接受、順應這一歷史大勢，對自己的心態、戰略、政策和策略做出相應調整，而不是試圖遏阻中國的發展。這將有利於中美關係持續穩定發展，中美合作不斷推進是最有利於美國的選擇。
2、中美領導人各自對於中美關係的戰略判斷是決定性影響因素。
歷史事實證明，中美領導人各自對於中美關係的戰略判斷是中美關係的決定性影響因素。戰略判斷最主要是對於中美共同戰略利益與戰略利益衝突的判斷。這種戰略判斷在外部環境和中美各自發生重大變化、因而中美關係面臨重要轉折時尤為重要，影響尤為重大。上一世紀50年代初，冷戰剛開始不久，當時的美國杜魯門政府做出錯誤判斷，導致了此後中美嚴重對抗；上一世紀70年代初，美國尼克松政府做出正確判斷，並得到中國領導人大力支持，共同開啟了在共同對抗蘇聯擴張的戰略利益基礎上，中美友好合作的新局面，對中美兩國、對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積極影響。這兩個經典的歷史事實，從正反兩方面清楚證明了，中美領導人對中美關係的戰略判斷對中美關係起到決定性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