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產生於特定經濟環境之中，台灣經濟從宏觀層面言是外向型經濟，亦即島外資源和市場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全球化有助於外向型經濟發展，這已不僅是個理論概念，而是一個被台灣經濟發展過程所證明了的事實。在這樣一種經濟背景之下，台灣的主導產業也是高度國際化的。由於島內市場規模的有限性，台灣的主導產業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如1970-1980年代20年裡，家電、紡織服裝及運動器材等是主導產業，而1990年代至今，諮詢電腦、半導體等取而代之成為主導產業，但不論產業結構發生什麼變化，不變的是其主導產業與國際市場都有著密切聯繫；換言之，全球化的經濟秩序對於台灣經濟而言是不能變的。
從產業發展的角度看，如果說台灣經濟還有一定優勢的話，主要反映在資訊電子和半導體這兩個主導產業上。台灣資訊電子業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以宏碁、仁寶等系統廠商所擁有的系統設計整合能力聞名於全球同行，也由此形成了其代工為主的發展模式。而半導體產業是台灣“兩兆雙星”重點發展產業之一，是迄今為止台灣最具代表性且發展最成功的高科技產業，而IC產業則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主體，近年來更是在整個製造業中扮演了增長引擎角色。從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分工地位看，台灣在IC產業中游的製造環節和下游的封裝測試環節穩居第一，但IC製造的大部分採用代工方式製造。台灣IC產業的主要產品是代工晶圓產品，且以12寸及以上的高階產品為主；所掌握的核心技術是IC生產製造工藝技術，領先業界的16奈米鰭式場效電晶體強效版（16FF+）生產製造工藝進入量產，市場聚焦10/7納米制程正全力加速研發和產能佈建。在該項技術上的領先優勢使得台灣IC晶圓代工廠商佔全球市場份額高達70%，並擁有極強的系統整合能力，也促使台灣IC業形成以晶圓代工為核心的包括設計、製造、封裝測試在內的上中下游垂直虛擬整合網路體系。
台灣資訊電子和半導體產業的成功主要體現為，一是成功地融入國際產業生產組織體系；二是形成了較強的生產能力（市場佔有率）；三是出現了一批世界知名企業如宏碁、仁寶、廣達、鴻海等。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功，主要有兩個基本依託：一是IT產業的跨越全球的模組化分工；二是中國大陸富有競爭力的要素資源（勞動力和生產場地）的供給。
自198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出現了新的分工形態即模組化分工，簡單地說就是微笑曲線上的不同階段可以似模組被切割出去（outsources），出現包括OEM和ODM兩種形態的產業分工，形成零元件供應商→關鍵契約廠商（統包商/系統廠商）→旗艦廠商的全球生產組織網路體系。例如，“蘋果（旗艦廠商）——富士康（關鍵契約廠商或系統廠商）——零元件供應商”就是一個典型的全球生產組織網路體系。根據東亞經濟發展的研究①，台灣作為一個追趕型經濟體（catch-up economy）或後進者（late comer），在嵌入這個生產組織網路體系過程中，首先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即規模化的生產製造能力，規模化的生產製造能力講究成本管控，包括要素資源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管控，其次是需要充足的要素資源（尤其是土地和勞動力）供給。
1990年代的台灣社會經濟狀況，已經無法為企業擴大生產製造規模能力提供上述條件，是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以及各種吸引台商的優惠舉措，給台灣資訊電子和半導體產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具體體現為：
1、充足且相對便宜的勞動力及生產用地，以及大陸各地政府的各種優惠及服務，大大降低了生產和交易成本，增強了企業的競爭能力。
2、大陸巨大的市場規模，為台灣企業擴大生產規模提供了必要條件。
3、大陸為台灣的系統廠商與零元件供應商的虛擬整合提供了空間或條件。虛擬整合有別於傳統的垂直分工或垂直整合，是現代供應鏈體系的一種形態，這是台灣諸如廣達、鴻海等系統廠商得以成為世界知名大企業的關鍵。例如，鴻海集團佈局全球的關係企業總數高達 841 家，亞洲地區472家，美洲地區286家，設立最多的國家/地區是中國大陸，有 274 家；鴻海的大部分供應鏈與製造基地在中國大陸，營收前五位的關係企業中，有三家在大陸。②顯然，正是假中國大陸的要素資源和市場優勢，台灣產業強化了在全球生產組織網路體系中的作用或地位，可以說進入中國大陸投資設廠與嵌入全球生產組織網路體系是一體兩面，具有不可分的密切相關性。
因此，對於台灣企業尤其是知名大企業而言，全球化過程不可或缺一環就是進入大陸市場，這是地緣因素所決定了的，猶如全球化對於英國而言，首當其衝的是與EU的關係，對於美國而言則是與NAFTA的關係，等等。如果在台灣反全球化，就一定會衍生為反對兩岸經貿關係。如果台灣產業或企業發展要“去中國化”，它的優勢是無法維持的，換言之，“去中國化”是台灣知名大企業商業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重，經濟人理性使然也，這對台灣經濟而言也是一種比人強的形勢。
政治領導人的產生涉及政治問題，如果出現一位具有社會知名度的工商大佬出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確是台灣政治的一種變化，亦即傳統政黨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構式變化，或許會在施政理念和風格方面帶來一些創新，在經濟發展政策導向方面帶來一些變化，在政府的公共福利和社會治理方面增添一些投入，甚至導致台灣政治版圖或生態出現新的格局，等等。
結語
當下的台灣，從理論上言，職業政治人物、鉅賈大賈、文人騷客都有可能你方唱罷我登台，萬花筒似地變幻著政治色彩。但縱使政治或社會千變萬化，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絕非一個空泛的政治概念，它是具有歷史、文化和經濟民生內涵的活生生的問題，台灣任何當選領導人都不可能迴避這個問題，亦即要在維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否上做出選擇，這不是一個所謂“解構式變化”就能使之消失的問題。
另一方面，雖然由於社會分配不公、工薪多年不漲等問題，台灣社會部分人存在著一種反商“積怨”，甚至認為兩岸經貿對島內產生了所謂發展的排擠效應，希望出現川普式的人物。但基於上述對台灣經濟特點及主導產業現狀的分析，經濟反全球化以及產業“去中國化”無疑等於“經濟自殺”，既有悖於台灣的經濟利益，也不符合工商界大佬們的經濟人理性。可以說台灣就沒有孕育高舉反全球化大旗的從政商人的土壤，這既是台灣的宿命，也是台灣變化的極限所在。
註釋
①參閱Alice.H. Amsden and Wan-wen Chu, Beyond Late Development，2003; 王振寰，《追趕的極限》，2010；宋磊，《追趕型工業戰略的比較政治經濟學》，2016。
②數據引自“鴻海帝國第二人”，（台灣）財訊雜誌，2017年2月23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8月號，總第23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