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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裂痕、博弈與近中期前景
http://www.CRNTT.com   2020-05-16 00:08:48


 
  美國作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外部力量,一直是兩岸關係力量博弈中的主要外部介入因素。美國的台海政策一向以美國的利益為依歸,同時與中美關係形成互動。中美關係穩定,美國台海政策中的消極因素會相對收縮;中美關係對抗上升,美國台海政策的破壞性就會明顯上升。近年來,美國對台灣問題的介入和干涉力度持續加大。一方面美國要利用台灣這張牌對大陸崛起進行有效牽制;另一方面也是出於阻撓兩岸統一進程的需要。美國不僅連續通過涉台法案,而且深度介入台灣地區選舉,支持和扶持與大陸對抗的民進黨當局,有意冷落甚至拋棄認同“九二共識”主張與大陸一起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國民黨。美國這一政策導向,讓民進黨當局深受其利並更加膽大妄為,而島內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力量則受到沉重打擊。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國民黨被迫回頭投奔美國,甚至準備放棄“九二共識”,凸顯與大陸對抗的一面,以博得美國的歡心和認可。未來相當一段時期,美國因素將是導致兩岸關係越來越複雜、越來越不穩定的重要根源。

  台海兩岸以及美國因素是兩岸關係力量博弈中的三支顯性力量。在這三支力量之中,雖然大陸一直竭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局面,但是,由於民進黨當局與美國這兩股勢力密切合作,有意挑起兩岸對抗,嚴重侵蝕了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基礎,導致兩岸關係有偏離和平穩定發展軌道之虞。未來的兩岸關係的性質和發展軌跡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三支力量的強弱變化及其博弈。

  除了上述三支顯性政治力量對兩岸關係發展產生關鍵性影響外,還有一些隱性力量也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和性質發揮作用。

  其一是經過近40年的兩岸交流融合,台海兩岸高度相互依存作為一種隱性力量用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動兩岸關係走在和平發展的軌道上。當今兩岸之間的經濟社會聯繫不僅僅是兩岸之間龐大的經貿數字,而且是實實在在影響到兩岸千千萬萬家企業的生存發展,影響到千千萬萬個家庭與個人生活和福祉的現實。全球化也好,兩岸命運共同體也好,兩岸相互依存也好,無論人們喜歡與否,現在都已經成為一種存在。兩岸間這種密切的經濟社會聯繫在很大程度上發揮著兩岸關係穩定器的作用。兩岸政治關係撕裂一旦延伸到經濟社會關係撕裂,將很快對千千萬萬個兩岸企業、家庭個人的生活與命運產生直接的破壞性影響。也正是由於兩岸之間這樣一種經濟社會利害聯動關係的存在,反過來也對兩岸關係中的破壞性政治政策產生一定的約束。

  其二是政策理性。在后全球化時代,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政治情緒化和民粹主義的大規模抬頭和爆發,正在衝擊著各個層級的社會治理,影響著世界各地的政治生活。毋庸諱言,理性化的社會治理與理性政策正在遭受極大衝擊。儘管如此,當今世界處於一個更加透明的時代,也更容易使人們確認自己的實力地位與政策得失並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政策選擇。從兩岸的歷史看,台灣當局曾經有過一些衝動性的政策,例如陳水扁時代曾經試圖搞“法理台獨”。總體上看,雖然不乏非理性的情緒或政策衝撞,但長期以來政策理性一直在兩岸關係中占主導地位。大陸的對台政策基於自身的實力地位和戰略發展佈局而呈現出高度理性,過去如此,未來也會如此。就今天台灣民進黨當局而言,也面臨著理性計算與情緒衝動之間的博弈。如果冷靜觀察民進黨的發展與成長歷程,不難發現,民進黨不僅是煽動群眾情緒的高手,更是一群精明的政治精算師。在民進黨絕大多數的政治活動中,理性與精準的政治計算仍然在發揮著主要的作用。在民進黨的一切政治活動中,民眾的政治情緒一向是用來被煽動被利用的。民進黨可謂是精明的政治實用主義者,而不是理想主義者。在權力地位和政治理想之間,民進黨的各種理想、藍圖、口號都是用來動員民眾投票支持民進黨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權力和地位才是民進黨追求的真實目標。從近期民進黨操作“反中仇中”民粹也可以看出這一邏輯。

  民進黨作為一個追求“台獨”的政黨,最怕也最反對兩岸統一,所以民進黨當局也是目前島內抗拒統一的領頭羊。在挑起兩岸意識形態衝突、製造兩岸民眾感情衝突以及對島內“拒統”情緒煽風點火、引燃“反中仇中”民粹意識等方面,民進黨當局可謂無所不為,無所不用其極。在此基礎上,通過煽動民粹“仇中反中”政治動員,在2020年1月的選舉中蔡英文以817萬張選票獲得連任選舉的勝利。但與此同時,也可以看到,民進黨當局及蔡英文目前並未因這一階段性的“成功”而衝昏頭腦。一方面,民進黨當局充分利用島內民粹情緒爆發給民進黨帶來的選票支持和民調數位的高企以及極為有利的島內政治局勢,牢牢掌握島內政治權力;另一方面,民進黨依然牢牢把控著島內民粹情緒流動的主導權,尚未出現民粹情緒綁架民進黨政策,特別是民粹情緒牽著民進黨的鼻子走的局面。

  民進黨追求的是權力、地位,一切操作也是圍繞如何獲得權力、鞏固權力而開展,一切為了權力。這才是民進黨的核心利益。從民進黨的政策歷史看,兩岸關係或兩岸議題也是被用來為民進黨獲取權力、鞏固權力服務的,而不是寧可放棄這些權力地位也要與大陸幹到底,搞飛蛾撲火,以卵擊石,魚死網破。在這一問題上民進黨內相當一部分人尚能保持清醒的認知。也就是說,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民眾情緒是被民進黨用來利用的,政治精算之下仍會促使民進黨當局維持基本的政策理性。

  在兩岸關係的力量格局中,上述三種顯性力量和兩種隱性力量之間的變化互動大體規定了兩岸關係發展的基本方向與發展曲線。

  三、近中期兩岸關係前景

  從宏觀上看,中美關係大格局對兩岸關係有著直接而關鍵的影響。在中美關係中的合作與對抗兩大主題中,對抗性近年來一直呈上升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說中美關係正在陷於一種對抗螺旋。在未來的中長期內,中美合作一面何時超過對抗和鬥爭的這一面,目前尚難確定。這是影響近中期兩岸關係性質與前景的最大外部負面因素。就兩岸小格局而言,民進黨作為一個“台獨”政黨的基本性質決定了民進黨執政期間將以追求兩岸分離為政策主基調,並在此基礎上不斷冒出“台獨”言行刺激兩岸關係。這一小格局意味著未來至少在民進黨執政的4年時間裡,兩岸關係進一步擴大分離、對抗上升會是主基調,而民進黨的任何“台獨”冒險言行均有可能點燃兩岸危機的爆發。從這一角度看,當前兩岸關係的內外環境均非常不利於和平穩定。總體而言,兩岸關係大小環境在近中期難以有轉折性的改變。從兩岸關係的顯性力量博弈結構看,兩岸關係中對抗性博弈的一面會在未來較長時期佔據主導地位。雖然兩岸之間的理性力量和相互依存仍然是維持兩岸關係基本穩定的關鍵力量,但是兩岸之間鬥爭性的上升,危機風險的升高,將會成為未來一段時期兩岸關係的顯性特徵。

  第一,兩岸關係在未來4年乃至更長時間將處於下行階段或者說下行週期,其主要表現是兩岸關係逐漸趨冷,兩岸交流合作的流量逐漸收縮。雖然,兩岸經過40年的發展融合,已經形成了高度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但是對於民進黨這樣一個追求“台獨”的政黨而言,它希望儘可能擺脫大陸的引力,為此,推動兩岸經濟社會聯繫逐步脫鉤屬於民進黨當局的一種藍圖和想像。這是民進黨當局為抗拒兩岸統一而尋求的兩岸之間的一種物理隔離方式。幾十年來,兩岸關係有鬥爭、有合作;有交流、有對抗,總體看一直呈起伏波動式的曲線發展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中期,兩岸關係發展處於上升期、熱絡期;從90年代中期,特別是從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到2008年陳水扁下台,屬於兩岸關係的鬥爭期;經歷了2008年到2016年的兩岸關係高速發展的大交流大合作上升期後,2016年民進黨上台後兩岸關係再次掉頭向下,進入交流冷卻期、鬥爭摩擦期。民進黨當局在2019年底強行通過所謂“反滲透法”就是為兩岸關係的刹車而準備的。衹要民進黨不下台,也就是說至少在2024年政黨輪替前,這一趨勢都難以改變。當然,民進黨推動兩岸物理隔離或脫離接觸政策,活生生撕裂兩岸之間的經濟社會聯繫,其可能的結果就是兩岸脫離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社會代價。這一可以預期的代價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進黨的兩岸脫離政策形成牽制和反彈。 

  第二,中近期兩岸關係中的高風險點。在兩岸關係下行期或鬥爭激化期,兩岸之間的鬥爭、對抗將會常態化。在這一時期,兩岸關係將長期處於高危環境之下,極易形成或引爆兩岸關係重大危機。從歷史經驗的角度看,極易引爆兩岸危機的關鍵風險點有兩個:一個是美台關係的突破;另一個是民進黨當局搞“法理台獨”。眾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場台海危機的爆發,就是由於美國允許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訪美而引發。2018年美國通過了《台灣旅行法》為民進黨當局各級政治人物訪問美國打開了大門。如果未來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或相當級別的政治人物訪問美國,將意味著美台政治關係的突破,兩岸關係極有可能重蹈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場台海危機的覆轍。此外,美國近期通過的“台北法案”意在國際空間問題上幫助台灣當局,如果美國與台灣當局聯手在國際組織或國際空間問題上嚴重破壞了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演變出重大危機的風險也是極高的。“法理台獨”一直是潛在挑戰兩岸關係穩定,引發兩岸關係危機的重大政治隱患。通過2020年台灣地區選舉,民進黨幾乎全面掌控了台灣地區行政立法司法權力,在缺乏島內其他黨派有力制衡的情況下,民進黨通過“修憲”、“制憲”、“釋憲”、“立法”、“修法”等方式改變島內現行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相關法律規定,推動“法理台獨”的條件已經具備。“法理台獨”對於島內“台獨分子”的政治誘惑力越來越強烈。特別是在知名頑固激進“台獨分子”游錫堃任島內民意機構負責人的情況下,“法理台獨”的風險在未來4年將居高不下。

  除上述兩種情況外,兩岸關係中偶發性的擦槍走火引發重大危機的風險也在升高。例如,類似之前台灣軍方在澎湖海域的所謂“導彈誤射”事件;或民進黨當局故意在大陸軍機軍艦繞島巡航中製造偶發衝突或摩擦等突發事件。一旦危機管控不當,都有可能引發重大台海安全危機。

  第三,關於當前兩岸關係中甚囂塵上的民粹情緒。毋庸諱言,當前兩岸關係中的民粹情緒已經到了“壯志饑餐胡虜肉”地步。這種情緒的確對兩岸關係的惡化有著相當大的推動作用。但到今天為止,決定政治問題的依然是憑藉實力而不是民粹情緒。解決台灣問題這樣的政治問題更需要靠實力,靠物質基礎,靠理性判斷。兩岸關係的解決最終還是需要回到實力層面或物質層面。缺乏實力為基礎的民粹情緒都是內部虛火,形不成積極有效的外部效果。如果激情或民粹情緒可以解決問題,或統一或“台獨”,台灣問題都不會拖延到今天。無論島內泛綠民粹多麽仇恨大陸、反對大陸,但這種民粹情緒終究擋不住兩岸走向統一的歷史車輪。儘管民進黨善於利用民粹在島內政治中爭奪政治權力,但是島內民粹卻不可能幫助民進黨實現“台獨”的目標,因為與日益崛起強大的大陸相比,民進黨當局根本就不具備那個實力。

  兩岸關係需要理性,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偏激民粹在輿論方面的負面影響,讓兩岸關係回到理性空間之下進行處理。民粹情緒的消退和理性回歸主導地位,有利於避免兩岸關係出現重大危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5月號,總第2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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