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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圖表來源：作者根據相關數據自行製作） |
第五，軍事上，兩岸軍事實力對比嚴重失衡。其一，從軍費預算來看，1999年是一個分界點，在此之前的1986-1998年期間，為支持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國防經費比重一度下滑；自1999年開始，軍費預算開始逐年增加。從大陸、台灣、美國三方在1998、1999和2017這三個年份的軍費預算對比來看，基本情況如下：1998年，大陸的軍費預算是112.90億美元，台灣的軍費預算是79.8億美元，美國的軍費預算是2682.07億美元；1999年，大陸的軍費預算是130.03億美元，台灣的軍費預算是84.44億美元，美國的軍費預算是2747.85億美元；而2017年，大陸的軍費預算是1517億美元，台灣的軍費預算在100億美元左右，美國的軍費預算是5827億美元（請參見圖3）。
通過以上數據對比可知，30年前儘管兩岸在人口規模和領土面積方面差異巨大，但軍費預算竟然相差無幾，台灣的人均軍費預算遠遠高於大陸，至少從預算上看，兩岸的軍事實力與各自體量完全不符，正是這種不符給了李登輝公然提出“兩國論”、製造台海危機的勇氣。然而30年過去了，大陸的軍費預算早已從百億美元級躍升為千億美元級，增長了12.5倍，躍居世界第二，而台灣的軍費預算卻仍然停留在百億美元級，不足大陸的1/15。可見，兩岸軍事的經濟支撐能力出現了巨大逆轉。其二，從戰略攻防上看，過去大陸的軍事力量難以到達台灣島以東的海域，那時台軍的主要戰略防禦地帶是台灣島的西海岸，台灣島東部基本屬於戰略支援地帶。現在大陸航母到台灣島以東海域巡航逐漸常態化，戰機繞台飛行也逐漸常態化，將來一旦有事，可立即切斷台灣來自東部的外援。過去，大陸軍隊主要從西部攻打台灣；而現在不同，解放軍可以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同時展開軍事進攻，這使得台灣在戰略上處於大陸軍隊的包圍之中，防禦戰略很難支撐。大陸的這些戰略突破和優勢都會對“台獨”構成威懾。其三，從武器裝備上看，大陸各種新型武器的研發和投入使用，也使大陸軍隊的遠端打擊能力和區域拒止能力在未來戰爭中保持絕對優勢。總之，在兩岸軍力對比上，大陸已經獲得壓倒性優勢，且解放軍的戰力還會越來越強。
綜上所述，隨著兩岸綜合實力對比的日益懸殊，大陸在戰略上已對台灣形成全面壓倒性優勢，這改變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兩岸關係基本格局。
二、“以我為主”：大陸對新型兩岸關係的積極建構
新時代是我們制定國家戰略的出發點，也是制定對台政策的出發點。對於大陸來說，如何結合新時代這一大背景，進一步將大陸戰略優勢有效地轉化為對島內社會的影響力，乃至兩岸和平統一的推動力，是當下及未來一段時間面臨的新課題、新任務。筆者建議，大陸的對台政策轉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第一，從被動因應兩岸關係轉向積極形塑和引領兩岸關係。長期以來，大陸對台政策處於半被動狀態，一直受到台灣政黨競爭制度的影響，隨著政黨輪替而被動適應不斷變化著的兩岸關係。目前，大陸日益掌握了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對台工作可以更加自信、大膽一些，格局視野可以放得更開一些，不僅要做兩岸關係的形塑者，還要做兩岸關係的引領者，積極建構“以我為主”的新型兩岸關係。這既是大陸崛起的必然，也是新時代的要求。未來兩岸之間的統“獨”問題，雖然仍會受到島內藍綠力量對比格局的影響，但在根本上取決於兩岸實力對比和國際格局的變化。未來大陸有信心、有能力擺脫島內統“獨”力量消長或政黨輪替的牽引，建立“以我為主”的反“獨”促統的新格局。
第二，大陸要積極建構和主導兩岸關係話語主導權。目前，大陸官方積極宣導學術界要努力建構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以便從“話語”上維護中國主權，筆者認為，兩岸關係的話語建構也是同理。譬如，一直以來，台灣的“主權—治權”分析框架及相關論述在大陸流傳甚廣，許多大陸學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加以使用。然而，“主權—治權”分析框架下的相關論述卻是暗藏“獨台”禍心、企圖用治權架空主權、掏空“實體一中”的不當表述。這些論述表面上承認兩岸主權並未分裂，僅堅持所謂的“治權”分裂，但被其歸為“治權”的諸多權力（例如“行政院”下轄的“國防部”、“外交部”等機構的權力）在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均屬於“主權權力”，甚至“治權”一詞都找不到準確的英文對應概念。因此可以說，“主權—治權”分析框架及相關論述並非嚴謹的學術理論和觀點，而是李登輝當年為在“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框架下維護“中華民國主體性”的理論基石，是一種典型的維持“事實獨立”的理論，其目的是從學理的角度“曲線救國”。 倘若大陸學者看不清這一點，繼續沿用“主權—治權”分析框架，並引用台灣學者在該框架下所作的分析和論斷，那麼就很容易掉進台方的話語陷阱，這非常不利於我們維護一個中國框架。因此，大陸必須積極建構和掌握兩岸關係的話語主導權，而為此我們首先就要建構自己的分析概念和理論體系，只有如此，才能實現“以我為主”、“對我有利”。
第三，從過去的兩岸關係論述轉向新時代的兩岸關係論述。過去的兩岸關係論述是兩岸對等、平衡思維下的產物，現在均需重新審視，並做出與時俱進的修正。譬如，大陸是否可以考慮將“新三句”發展為“更新三句”？眾所周知，“新三句”是當年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適應了當時兩岸關係發展的需要，但時過境遷二十餘年，兩岸關係的具體情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大陸是否應該提出更加適應新情勢的兩岸政治關係定位表述？ 再如，20世紀90年代，大陸方面曾說過，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甚至未來兩岸統一時的“國名”、“國號”都可以商量，但這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提出的說辭，現在是否需要重新框定？以上這些問題都值得大陸深思。正如學者所說：“我們過去三十年中制定的各種政策，是當時兩岸力量對比的產物。隨著兩岸情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勢必需要作根本性調整，需要有新思維，需要有新辦法。一個強大中國與過去一個弱勢的中國，解決台灣問題應該是完全不同的，這不僅僅是方法問題，還涉及理想與途徑⋯⋯一系列問題。”
第四，持續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融合發展是大陸單方面主導的持續推進國家統一進程方略的重要內容。從理論上講，融合發展應該是雙向的，但鑒於台灣的經濟體量較小、社會就業容量較小、對大陸抱有防範心理等原因，台方不允許大陸民眾融入到台灣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去，故融合發展目前呈現出不對稱的局面，即主要體現為大陸主導、台灣參與的單向過程。大陸之所以能單方面推動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是因為大陸自身的發展進步和綜合實力壯大。目前大陸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是國際社會普遍看好的頗具潛力的最大市場，充滿諸多商機，尤其目前大陸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正在全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大陸可以給台灣居民來大陸就業、創業提供很多資源和機會。沒有大陸的快速增長，大陸就沒有推動融合發展的能力。201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出席中央對台工作會議時進一步強調，今後大陸要持續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 如何切實落實好中央的這一工作部署，是今後一段時期大陸涉台研究界和實務部門的一項重要任務。
三、從“新時代”背景看蔡英文的“維持現狀說”
自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主政以來，一直聲稱在兩岸關係上“維持現狀”。那麼，蔡英文的“維持現狀”有實現的可能嗎？從大陸十九大報告確立的“新時代”這一背景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首先，從客觀上看，大陸的崛起必然會日益打破這些年來業已形成的兩岸平衡格局，甚至二戰結束以來在美國的干涉下所形成的台海格局。事實上，這種格局一直在被逐步打破。早在馬英九時期，兩岸之間的整體差距就已經很大，只是馬英九是現實主義者，能夠務實、理性、客觀地看待和面對兩岸力量的對比差異，故在接受“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與大陸開闢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局；同時提出了“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政策，該政策的實質就是“維持現狀”，只是大陸為了維持來之不易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沒有公開否定馬英九的“維持現狀”主張而已，甚至還在某些領域跟其保持了默契和配合。所以，馬英九時期的“兩岸現狀”之所以能夠在表面上維持，完全是兩岸聯手作業的結果，但即便是這樣，兩岸現狀在客觀上也在不斷地被改變著。
其次，從主觀上看，兩岸決策者的意願與策略轉變也決定了“現狀”難以維持，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十九大確立了新時代的宏大主題，大陸的對台政策勢必做出與此相適應的調整，而調整本身就意味著“打破現狀”。二是對於蔡英文當局來說，“維持現狀”是策略，而非政策。所謂的是策略，是指蔡英文通過宣稱“維持現狀”來向美國人交代，讓台灣民眾放心，同時“維持現狀”也是蔡當局跟大陸博弈的表面說辭，但其真正的施政政策根本不是“維持現狀”，蔡當局的一貫目標就是“打破現狀、實現台獨”。從蔡英文上台以來的兩岸政策看，其拒不接受“九二共識”，持續推進“柔性台獨”、“文化台獨”，實為“兩岸現狀”的最大改變者；從“刺激——反應”的因果關係來看，是蔡當局打破“兩岸現狀”在先，大陸為回擊蔡英文的“改變現狀”必然會進一步打破現狀。三是從鬥爭策略上講，在目前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和敵對的情勢下，蔡當局主張“維持現狀”，大陸必然會“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去“打破現狀”，否則，就等於迎合了蔡當局的意圖，落入了其陷阱。
總之，“維持現狀說”是蔡當局騙取台灣民意支持的謊言，也是向美國保證、讓美國放心、騙取美國支持的說辭。事實上，“現狀”是不可能維持的，即便國民黨在台執政，也無法完全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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