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半山人”
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台灣還有“半山人”以及“舊半山人”與“新半山人”區分。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稱台灣人為本省人。台灣省人稱內地人為“阿山”，也就是後來所稱的外省人。而對出生在台灣、在內地長大者則稱為“半山”。不過，“阿山”有貶義之嫌，“帶有極度的憎恨與敵視”含義。半山人主要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返回祖國大陸的台灣同胞，在戰後返台接收台灣或回到台灣。這是一批有祖國大陸經驗的台灣人，許多精英後來成為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最重要幹部與管理者，連戰之父連震東是典型代表之一。
據汪毅夫先生“1946年台灣人的同鄉會和返鄉潮”一文介紹，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先後有許多台灣人返回祖國大陸，或台籍日本兵因到大陸從事侵略戰爭而滯留大陸。日本戰敗投降後，在大陸的台灣人興起一波返鄉潮。當時行政院於1945年11月10日發布了《對台灣人處理辦法》，對在大陸不同情勢的台灣人返台規定了具體處理與返台規定。據台灣省平津同鄉會聯合會資料，“竊吾台民，前因不堪日本壓迫，多有逃回祖國者，平津兩地即2350名，唯生活頗感困難，現在勝利來臨，台灣重歸中國，平津台民之中，有1200名希望回台”。估計當時整個大陸返台的台灣人有數萬之多。留在大陸的成為日後的大陸台胞，在各地組成台灣同胞聯誼會。這些人基本上是“舊半山”。
其實，在歷史發展進程中，還有更早從台灣到大陸生活定居的一批人。清康熙六十年（公元721年），台灣爆發朱一貴民變事件，事平之後，57名死刑犯的直系親屬被連坐流放到黑龍江寧古塔（現寧安市）。2017年，一位黃氏後裔通過文獻與族譜找到原鄉台灣的屏東縣枋寮，然後赴台尋根。由此發現，在歷史上兩岸往來互動中，儘管以大陸同胞赴台者為主，但也不時有台灣同胞因種種原因到大陸謀生、生活與定居，形成不同特殊情況的台灣同胞。今日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與各省市台灣同胞聯誼會，就是大陸台灣同胞的聯誼組織。
五、台籍老兵與“新半山人”
“新半山人”是指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台灣開放探親後，在大陸居住或居留的一批台灣同胞返回台灣定居，一般是一家三代人全部到台灣定居。其中，筆者昔日一位好友，原在全國台聯工作，父母家在青島，上世紀90年代初全家返台定居。據瞭解，福建漳州等地返台的台籍家庭比較普遍。其中，2016年台灣發生的大陸旅客巴士焚車重大傷亡事件的縱火嫌疑人就是大陸台胞返台定居者。這個群體是經歷新中國建設發展與有大陸生活經驗的台灣社會新群體。儘管台灣是故鄉，有親屬，但在大陸的不同經歷，他們要融入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社會，并在台灣重新工作或生活并不容易，是很難真正融入台灣社會的。那麼，他們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并不好定義，因此稱為“新半山”。
在“新半山”群體中，有一大批是台籍老兵。台籍老兵是指1947年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從台灣徵兵到大陸的台灣人。他們大多被派到大陸作戰，國民黨戰敗退守台灣之後，則有大量台籍國軍滯留在大陸。直到1987年底蔣經國開放民衆赴大陸探親後，台灣開始有人推動讓這些台籍老兵返台落葉歸根。1989年，台灣當局發出第一張“返台定居”的入境證給滯留大陸的台籍老兵。依據大陸“台灣老兵返鄉協進會”調查，在大陸的台籍老兵大約有1000多人，已有近900人返台定居（其返台定居的家屬則有4000多人），留在大陸的台籍老兵大約100多人。
台籍老兵後代（第三代）游智彬在台灣《旺報》發表“離合兩岸，被遺忘的台籍老兵”一文，講述了他家及整體台籍老兵返台定居的一段歷史。1990-1994年，他家及親戚在大陸的4個家庭28人陸續返回台灣定居。由於台籍老兵在大陸娶妻生子，返台的不衹是台籍老兵本人，還有子女與親戚，親戚則是大陸人。他們在台子女均有成功發展，其中還有重新西進大陸發展的。這些案例進一步揭示，在兩岸大歷史進程中，兩岸家庭與個體的命運轉折與變化。
六、日本御用士紳階層與台籍日本兵
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台灣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先後出現不少不同特殊群體，并對台灣社會政治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1941年，日本殖民統治者為配合加強台灣人對日本帝國的認同，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進行徹底的思想改造，“皇民奉公會”是最大改造組織，全島600萬人全部納入這個系統〔9〕。可以說那個時代，台灣民衆的部分群體即日本御用士紳等較為親近日本，形成一個特殊的日本御用士紳群體，也是日後台灣社會皇民化群體的代表。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簡朗山等士紳，結合在台日軍要求日本駐台總督安藤利吉不要投降，宣布台灣獨立（陳儀到台灣後，曾將辜、許等人逮捕判刑）。儘管後來其中不少人不再從事“台獨”活動，但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台獨”的起源與日本殖民統治及“皇民化運動”確實有直接關係。
在本省人中還有一些特殊的群體，即台籍日本兵與日本人後裔。日本統治台灣長達51年，日本戰敗後日本僑民大量被遣返日本，但仍有部分日本人居住台灣，沒有返回日本，這又構成台灣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
二戰後期，由於戰爭持續造成兵源與後勤服務人員不足，日本開始從台灣徵用，并派到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等戰爭前綫服務，於是有了台籍日本兵的出現。依據1973年日本厚生省公布的統計數字，台籍日本兵為80433人，軍屬（包括軍夫）為126750人，共計207183人，其中死亡30304人，復員176879人〔10〕。這些人大部分遣返回台，其中，1946年5月，台灣長官公署公布的數據顯示，“查本省旅外台胞現已回歸者計59255人”，尚未歸回台胞繼續辦理。台灣光復後，行政院頒布《恢復台灣同胞國籍令》，從中國大陸與海外其他地區遣返的台籍日本兵恢復中華民國國籍。據報道，1945年12月到1946年底，近20萬台胞分批分期先後被輸運返台。陳儀送走了20萬日俘，也有20萬台籍日軍退伍回到了台灣。
當時，台籍日本兵有到日本的，有在大陸服役的，也有在東南亞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其中，有大陸經歷的台籍日本兵有一種複雜的經歷與感受。他們是台灣本省人，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充當了日本兵，為日本服務，充當日本人的幫凶，屠殺大陸同胞。戰後其中有些人成為戰犯，受到處罰；有些被遣返台灣，少數留在大陸。遣返台灣的有多少人，并不易統計，但估計上萬人是有的。他們及他們的後代對兩岸關係是何種態度與立場，則無法確認，但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存在是不可否認的。
這批返回台灣的台籍日本兵是“228事件”初期毆打外省人的主力。據“228事件”早期研究報告資料，參與“228”暴動的是台灣少數人，“這些少數人是日本隊統治期的御用士紳，海南島、南洋等地遣送回台的台籍日軍，以及學生、浪人、流氓等”〔11〕。文章指出，台籍日軍受日軍嚴格訓練，皇民化程度也最深，“對祖國觀念極為薄弱”〔12〕。
日本殖民統治與“皇民化運動”對日後台灣親日情緒與島內分離主義影響重大。曾任“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李金莖講，日本交流協會在台北舉行天皇生日酒會，後遺症之嚴重是所料不及的。“某些台灣士紳、政要一旦收到日本天皇生日慶祝會請帖，就珍視為日本政府發予的獎狀，非但準時穿大禮服恭恭敬敬慶祝大會，回家後一定將請帖端端正正供在佛壇中央，每日頂禮膜拜。可見，李登輝以當日本皇民為榮，是有其社會基礎的，（是）不足不奇的”〔13〕。
七、戰後海外返台的台灣人
台籍日本人與戰後返台的台灣人。據估計，二次大戰後，旅居海外的台灣同胞人數超過30萬人，其中在日本有10多萬人，南洋5-6萬人，中國大陸7.5萬人〔14〕，其中海南返台的台灣人有3萬人。“1932年2月10日，日本以台灣混成旅與海軍第五艦隊協同作戰，攻占海南島北部，——為經營海南島，台灣總督部從島內徵調人力多且廣，——性質均為軍屬，人數約3萬餘人。二戰期間台灣人軍屬約有十萬六千餘名，海南島就占了近四分之一”〔15〕。吳振武在“日軍投降後，他被推舉為‘海南島三亞地區台灣兵遣送部長’，帶領3萬人回台灣”〔16〕。不過，有些台灣同胞并沒有在戰後返台，還有部分台灣同胞在“228事件”後離開台灣，到大陸等地發展。目前，在大陸定居的台灣同胞有4.4萬人〔17〕。
在日據時代與戰後，均有大批台灣留日學生，成為一個知日的知識群體。其中許多先後返台，許多成為台灣的精英階層。戰後，台灣政壇精英主要包括了兩部分，一部分是大陸籍的精英與領袖，一部分是有留日背景的台籍精英。這批留日學生是知日派，其中包括了不少親日派或皇民化思想者，李登輝是典型，對日後台灣政治影響重大。
另外，還有在戰時赴日本工作生活的台灣人戰後重返台灣，成為一個有“日本經歷”的台灣人。台灣文史工作者林景淵出版《望鄉三千里：台灣少年工奮鬥史》一書，介紹二戰末期8400多名小學畢業的台灣少年被送日本東京近郊的“高座海事工廠”參加飛機製造，他們歷經戰火，有人慘死在日本，不少戰後回到台灣，在台日糾結的夾縫中生活〔18〕。
八、日本人在台後裔
在當今台灣，有多少日本人後裔？似成一個懸案。由於島內“台獨”勢力日益龐大，而且“媚日現象”日益嚴重，大陸部分學者專家及台灣島內人士在分析“台獨”問題時，不斷強調戰後日本人或日本人後裔達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是“台獨”的起源之一或是“台獨”主力。一位台灣導游在中正紀念堂講解時表示，日本人在台後裔有200萬人。這些日本人後裔數據與判定是“台獨”支持者，并不確切，有擴張之處，是一種主觀感知與認識，缺乏客觀的調研與說服力。
知名台灣史學家、中國統一聯盟黨主席戚家林在“日裔600萬謊言：慎防日本藉口保護日裔出兵台灣”一文〔19〕，用大量史料說明台灣的日本後裔問題。他在文中指出，1943年，台灣本省人共計613.4萬人，103.5萬戶。如果認為戰後有30萬日本後裔，相當於本省人中平均20.4人中就有1名日本後裔，每3.5戶就有1戶日本後裔家庭。這與現實不符。據戰後“台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於1946年1月4至2月23日舉辦的日僑復查結果，當時在台日（琉）僑總數322149人（其中日僑為308232人，琉僑為13917人）。戰後，優先遣返在台日軍，再遣返在台日僑。據統計，中美合作運送遣返在台日軍共計165701，另有2255人後由“國民政府”單獨遣返，非軍人的在台日本平民分三期遣返，共遣返323246人。這一數據與日本厚生省的“終戰”資料統計的1946年2月21日至1949年8月14日，自台灣引揚（遣返）的日本人共計322000人（不包括軍人）相當。“228事件”後，再遣返在台日本人3300餘人。日本厚生省“援護局”出版的資料顯示，1946-1949年自台灣引揚者（被遣返的日本隊人）共有479304人；與國民政府統計遣返的在台日本軍民人數491202人相當。
台灣丘智賢先生（軍事研究者）在《聯合報》發表“30萬灣生在台灣？別讓想象製造敵人”〔20〕一文指出，戰後，日僑日俘遣返由中美盟國共同完成。為掌握日僑情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訓令原台灣總督府進行調查，當時統計日俘日僑共有32萬餘名，同時調查留台意願，因頗多在台灣已有產業，有14萬餘名盼能續留台灣。經多次討論，中國戰區參謀長美籍人魏德邁建議，日俘日僑應迅速給予遣返，經議定台灣留用日籍人員及其眷屬最多不超過2800人。1946年4月前，共遣返16.5萬餘名日軍戰俘以及29.2萬餘名日僑，而且由於日據時期台灣戶口管制嚴密，不可能發生大量遣返留遺漏情況。另外，“228事件”後，因少數日本人被懷疑參與事件，在形勢穩定後，將留用部分日本人再次遣返，到1947年4月底，衹有700餘名日本人及其眷屬續留台灣，當時發給身份證件作為管制。
就是說，戰後有30多萬在台日本人與日本人後裔（非軍人），但戰後基本上全部遣返，衹有極少數留下來。這些極少數日本人後裔是否認同與支持“台獨”，沒有證據，僅僅是部分人的一種主觀推論。今日台灣許多堅定支持統一的不是外省籍，而是本省籍。也有不少外省人很早就成立了支持“台獨”的“外省人台獨會”，如今許多外省籍二代、三代精英成為民進黨政治精英，成為支持“台獨”的主力。因此，不能以出身論政治立場，更不能主觀臆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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