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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獨”的語境裡浸泡洗腦，產生的後果就是台灣社會快速綠化，這幾年政治板塊的藍消綠長。 |
中評社╱題：“台獨”話語霸權的建構及其對台灣社會的統攝與整肅 作者：安拴虎（漳州），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近二三十年來，台灣文化領域的“去中國化”是一個從未中斷且不斷強化的過程，在“中國”與“台灣”的政治拉扯中，國家認同變成“是一項要求、一種道德命令”，經過長期的洗腦、媒體的催眠，台灣意識已經內化、深植庶民百姓心中，上升為“社會共識”、“全民共識”，擄獲越來越多民衆的支持。與之相應，“台獨”話語強勢崛起并被賦予無限統攝力，尤其是在以年輕人為主場的社會運動中，台獨話語霸權已經展現了其主宰一切、所向披靡的“道德”能量。在2016年和2020年的兩場台灣大選中，我們又見證了它的社會統攝力，不論候選人多麼無能，多麼沒有政績，衹要高舉“反中”旗幟，就是政治正確，就符合“台灣獨立”的味蕾，就能順利當選。與此同時，“中國意識”和“中國認同”則節節敗退、潰不成軍，一切與“中國”形成連結的，舉凡“九二共識”、“一國兩制”、中國國民黨、韓國瑜、泛藍……都成為“暴民”洩憤、拋棄、疏離、嘲弄的對象，必欲切割而後快。如今“台獨”話語已經成為一項“道德命令”、一種新的“威權”，挾著無可比擬的氣勢蕩滌、整肅台灣社會，將台灣的整個政治話語系統進行了徹底的改變，在這個話語體系所製造的語境裡，“台灣”與“中國”從概念上是互斥的，“台灣”與“中國”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共同體/社會/民族。在“台獨”的語境裡浸泡洗腦，產生的後果就是台灣社會快速綠化，這幾年政治板塊的藍消綠長，其來有自。在這種語境裡熏染的台灣囝仔，從出生便注定是“台獨”的擁躉和死忠，對大陸充滿了偏執和冷血，也自然而然地成長為“厭中”“仇中”“反中”的急先鋒。
一、去中國化與“台獨”話語強勢崛起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對“話語”和“權力”兩者的密切關係做了深刻揭示，提出了“話語權力”的概念。福柯指出，“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①，權力的行使不斷創造知識，而“知識也帶來了權力”②。實際上，“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於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③，因此話語即權力，人們可以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
在台灣，我們看到，文化領域裡的“去中國化”是一個從未中斷且不斷強化的過程。二三十年的“去中國化”已是惡果昭彰，在“中國”與“台灣”的政治拉扯中，國家認同“是一項要求、一種道德命令”④，經過長期的洗腦、媒體的催眠，台灣意識已經內化、深植庶民百姓心田，上升為“社會共識”、“全民共識”，擄獲越來越多民衆的支持。正如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A.Toffler）所說，“人群規模的大小本身就是一種訊息。這個訊息十分簡單：‘你并不孤獨’（它也可能存在極大的破壞性）。因此，人群在歷史上起過決定性的作用。”⑤“愛台灣”越來越大聲，“愛中國”則逐漸失去聲應氣求的環境，這頗類似於“沉默的螺旋”⑥所揭示的事實。
與之相應，“台獨”話語強勢崛起并被賦予無限統攝力，尤其是受“去中國化”教育成長起來的台灣囝仔，對台灣的認同已經是“與生俱來”的“天然成分”，“天然獨”源源不斷地奔赴戰場，反旺中、太陽花、反課綱微調，無役不予。這些以年輕人為主場的社會運動中，台獨話語霸權已經展現了其主宰一切、所向披靡的“道德”能量；在2016年和2020年的兩場台灣大選中，我們又見證了它的帝王級的社會統攝力，不論候選人多麼無能，多麼沒有政績，衹要高舉“反中”旗幟，就是政治正確，就符合“台灣獨立”的味蕾，就能順利當選。與此同時，“中國意識”和“中國認同”則節節敗退、潰不成軍，一切與“中國”形成連結的，什麼“九二共識”、“一國兩制”、中國國民黨、韓國瑜、泛藍……都成為“暴民”洩憤、拋棄、疏離、嘲弄的對象，必欲切割而後快。而擁有中國意識的知識精英和統派人士面對“台獨”的偏執與猖狂，以及虛假的不健康的“台獨”意識，已經越來越沒有多餘的精神氣力與“台獨”神話糾纏周旋。
如今“台獨”話語已經成為一項“道德命令”、一種新的“威權”，挾著無可比擬的氣勢蕩滌、整肅台灣社會，將台灣的整個語言系統進行了徹底的改變，在這個話語體系所製造的語境裡，“台灣”與“中國”從概念上是互斥的，“台灣”與“中國”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共同體/社會/民族。⑦
二、“台獨”話語體系的話術操作
那麼，什麼是“台獨”話語體系呢？大陸學者韓冰有著深刻見解：
所謂“文化台獨”的話語體系，是指“台獨”分裂勢力在台灣社會思想文化領域主觀建構的，以“台獨”為價值取向，以“台灣主體意識”名義否認兩岸文化同屬中華文化的事實，以“台灣民族”的幌子極度拔高島內同胞開發、建設台灣時形成并纍積的歷史文化記憶，以“本土化”“多元化”的政策實踐，消解中華文化整合台灣社會，且為之提供意義共契的基礎性作用的思想與行為表徵體系。“文化台獨”話語體系主要由“台灣主體意識”“台灣本體文化”“台灣民族”等要素構成，本質上是“台獨”勢力異化台灣同胞因特定歷史遭遇與社會環境形成的悲情心結、反抗精神與“出頭天”意識，人為製造的政治工具。⑧
“台獨”話語體系有一系列的“話術操作”：
其一是操作“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現階段名稱是‘中華民國’……”，“台灣獨立國家的形成是台灣歷史發展的趨勢與事實”，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但“中華民國”可視為朝向完整的台灣民族國家過渡的中間型態，⑨以中華民國為過渡的幌子，推行其未來台獨建國。因此，在現實中有人用心險惡地創造“中華民國台灣”這一特殊用語（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已經以“總統”身份使用這一稱謂），其指向性不言自明。一旦時機成熟，未來將通過“修憲”“制憲”等方式，完成所謂“台灣共和國”的正名，實現所謂“正常國家”的蛻變。
其二，在歷史層面操作“去中國化”和“柔性台獨”。如前所述，“去中國化”操作，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社會轉型，在“本土化”、“轉型正義”⑩的幌子下，原本處於正統地位的中華史觀，在民進黨等“台獨”政黨及其“台獨”學者的侵蝕和裹挾下不斷被消解，台灣民衆的中國認同不斷被弱化，尤其是在民進黨兩度取得執政權以後，更是變本加厲地輸出“台獨”史觀，大力切割與“中國”母體的歷史連結，通過操作選擇性失憶，強化“亞細亞孤兒”的“悲情”意識，建構所謂“獨立”史觀，將大陸跟台灣從歷史上分開，進而在歷史課綱、歷史文化的教育和歷史認知上灌輸“台獨”思想，例如將中國史放在東亞史內，培養一代又一代所謂“天然獨”，其後果，就是在年輕一代的歷史認知裡，對所謂兩岸是“互不隸屬”的政治定位深信不疑，從而形成根深蒂固、無法清除的觀念，使得“歷史台獨”、“文化台獨”成為兩岸走向統一的最深層次的障礙，給往後的島內治理埋下最艱困的隱患。
其三，操作“中國是敵國、中國人素質低”的群體認知，操作“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國族認同。把中國看作台灣一切不幸的淵藪，棄台，打壓台灣，時刻不忘“并吞”台灣……，認為“二二八”是中國人製造的，“中國人”素質差，中國民族與台灣民族是兩個民族……，甚至簡體字是“殘體字”，中國的制度是專制極權……。認為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台灣人已經形成了一個以自由與民主為核心價值、具有獨特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的命運共同體，而台灣獨立是維護台灣人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
其四，操作兩岸對抗以凝聚台灣人意識，製造“中國VS台灣”的二元對立思維，把“愛台灣”操作成統攝台灣人思想行為的最高道德，為了排除異己，切割異見，“傾中賣台”的大帽子隨時亂扣，衹要有人聲稱“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我愛台灣也愛中國”，立刻遭到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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